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八旗生员招考问题探析

清廷为了安顿社会承平时期的八旗子弟,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获取生员身份,以此鼓励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然而随着满汉关系的变化,八旗生员的名额也屡经增减。为了确保考试的公正性,清廷在考试流程和投考资格等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并针对考试流弊,不断调整政策,完善录考程序。优异的八旗生员,进而成为八旗贡监生,通过在国子监的深造步入仕途,成为清代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宋代的科举考试立法——敕、令、格、式

宋代科举取士重立法。《贡举条制》是科举考试法的总称,其下又有敕、令、格、式等细化管理。科举条制从宋初沿唐制,至真宗朝始制订本朝《科举条制》,由疏而密。科举条制历经仁宗《庆历贡举条制》,神宗《熙宁科举条制》,哲宗朝元祐、元符条制修订的反复,徽宗朝《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南宋《绍兴重修贡士敕令格式》的五次改革。宋代仅存的丁度《贡举条式》反映了科举条制在实践中的不断变化。两宋科举敕、令、格、式的延续修订,反映出宋代朝廷重视建立科举考试法,目的在于公正、公平科举考试取士。这种追求与努力也是宋代科举制能延续至元、明、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梳理与展望

武举发源于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认为,百年中国武举研究经历了再启重构、迟滞迁转、承起跚行、兴盛合回四个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研究力量群体薄弱,后继支持不力;研究方法简单移植,史料考证不实;研究视域聚焦国内,国际眼光不足;研究成果脱离时代,应用价值不大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在群体上需涵养队伍,潜心治学;在方法上需考辨史料,学科融合;在视域上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在成果上,需经世致用,服务时代。

清代嘉道咸时期内务府官员的任官网络

作为掌控有清一代经济命脉的重要职位,三织造及部分盐政和榷关监督等,主要由内务府包衣担任。学界以往对清代内务府包衣外任职官的考察大多聚焦于康雍乾时期,主流判断是嘉道以后包衣人与皇帝的关系渐疏,其权势也被削弱。通过系统梳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三织造、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和热河正副总管等授官情况,以及这些职位的官员人数、身份、任职年限和前后任官等,可以得出与传统认识不同的结论:嘉道咸三朝内务府包衣外任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务府的权力,但在客观上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化、常态化的权力保障。较之康雍乾三朝,嘉道咸时期的内务府包衣个人或家族的权力虽有所弱化,但包衣人任职时长更短,流动速度更快,任职人数更多,这意味着进入权力圈层的包衣人员数量的增加,由此形成了诸多规模虽不及前朝,但数量更多、关系更为复杂的网络圈层,这是内务府包衣权力的流动、扩张与代际传递的制度化、常态化的具体体现。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袁枚科举经历考述

袁枚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相关传记却记述简单,尤其对其博学鸿词试前的科举状况及参加顺天乡试的前后经过,缺乏较为完备的考述。梳理袁枚的科举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强烈自信和独特个性的形成过程。袁枚的科举经历对他后世的仕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对清代科举八股取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成为他选择诗文创作以“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仙都玉京”与“幻灭之城”:龚自珍的京师梦寻

龚自珍6岁之时随母进京,出仕之后又一直担任京官,北京是其想象中的“仙都玉京”,亦是历经坎坷之后的“幻灭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人格建构与文学书写中。从进京寻梦之初“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的意气风发,到中途“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的失意、失语,再到挥别京师之时“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的幻灭感,正是龚自珍京师梦寻的复杂心路。

严寅亮乡试硃卷点校及释读

晚清民国时期贵州著名书法家严寅亮于光绪十五年参加贵州乡试的硃卷,现藏于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是贵州较为稀见的科举史料。硃卷内容包括严寅亮的履历、科份、答卷三个部分。在其答卷中,有四书文三篇、试律诗一首;在其履历、科份部分,主要是对其家世、从业情况的介绍以及科考成绩等信息。以上史料,可补充严寅亮生平资料之不足,也可为研究贵州科举史提供帮助。笔者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点校及释读,以期对学界的严寅亮研究和贵州科举史研究有所裨益。

隋朝举士制度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隋朝并非科举制的开端,但隋朝的举士制度是由汉代察举制发展到唐代科举制的关键环节。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对举士制度进行了变革,隋文帝大大增加了举士的数量,将举士科目由两科增加到四科,并通过对儒学的强调,使学风形成一时之盛,间接推动唐代科举制“明经”科的形成;隋炀帝对举士科目进一步细化,将四科增加为十科,并专设文学举士,促进了南朝文学在隋朝的繁荣,加速了南北文学的融合,为唐朝科举制的诗赋取士提供了助力。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野下的我国学位服: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我国“94式”学位服颁布30周年。值此之际对中国古代士人服制和当代学位服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有助于明晰当前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学位服“应否”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士人服和科举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重视符号象征意义,其作为学术身份标识,与现代学位服有很大相似之处,是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精神的重要体现。20世纪,我国现代学位服制度历经百年最终建立,但中国化特点仍不够突出。21世纪以来,民间和部分高校在中国式现代学位服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彰显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做到“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

清代举业极盛,读书人追捧仕进,官学教师普遍被认为逐官轻学,忽视教育本职。本文从与清代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官学教师的考核需对标统一的文官标准,并符合专门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其次,官学教师的升迁深受科举身份影响,由于多选择外升,且晋升空间狭窄,限制了教师职业的长期发展。再次,官学教师的升迁制度存在非公正性、滞后性,间接损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与升迁系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是职业发展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所在。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升迁制度对当今的教师评价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论艾兹奥尼对学校道德领导思想的贡献及启示

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的诞生,固然与其独特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高度相关,但也深受其他一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影响,其中艾兹奥尼及其组织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至关重要。艾兹奥尼对社会生活抱有共同体价值观和道德激励信念,他将社会学研究责任与社会公共事务相关联,其组织社会学理论对学校管理有重要价值。艾兹奥尼的观点是西方学校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分析艾兹奥尼的顺从理论、共同体价值观、共同体结构等,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很有必要。基于艾兹奥尼理论中蕴涵的学校道德领导思想所提出的道德参与是教育领导的核心、学校是具有道德契约的“共同体”、把学校建设成为“生活世界的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不仅影响了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而且对中国高校管理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