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omintang’s New Chief

Election winners are generally rewarded by honor and power , but Wu Poh - hsiung can ’ t take that for granted . The newly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 who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国家利益”与“盟国友情”的选择困境——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考察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三海里令。此次领海法令的颁布在中国领海制度发展史上虽然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一规则的采用具有局限性,无法充分保障中国领海主权和利益。随着战后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三海里规则,纷纷扩充领海范围。国民政府当局亦注意到了这一新趋势,内部开展了重新划定领海范围的讨论。军事、经济等部门均提出扩大中国领海范围的要求,但国民政府最终屈从于“国际公法”或顾及“盟国友情”而不得不追随海洋强国的主张。这种状况一直影响1949年以后据守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集团,直至1979年,台湾地区当局宣布放弃“三海里令”。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表明其对外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在追随“盟友”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身海洋权益的追求。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治中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同南京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有密切关系。随着国民党军的战败和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张治中设法通过政治途径挽救,多次要求蒋介石进行和谈。眼见蒋介石成为和谈的障碍,张治中支持桂系逼蒋下野。为顺利进行和谈,张治中要求组成和平内阁和中共能够接受的和谈代表团。在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后,张治中努力协调国民党各方尤其是蒋介石的关系,拟定和谈腹稿。在谈判过程中,张治中要求中共在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上让步,并竭力想保留国民党军队,组成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中共在不违背根本原则前提下,尽可能接受了张治中的一些要求。认识到中国历史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已被历史抛弃,张治中决定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国民党军队撤离新疆始末研究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北五省国统区发起“大进军”,随着陕、甘、宁、青四省解放,孤悬塞外的新疆局势亦风起云涌:一方面,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信心的美国政府希冀经营新疆为抵御共产主义阵营南下印度之最后堡垒,故对新疆采取种种渗透和颠覆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方高层或认为与中共仍未决胜负,遂打起“内调”新疆驻军参战的算盘。新疆的十万驻军不仅是可以支援战局的机动力量,也是在险恶的外部环境下保全领土的关键因素。在“保全国土”与“戡平内乱”的纠结中,国民党决策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就新疆驻军及国民党上层派驻新疆人员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最后作出“起义”和“撤退”两种相对和平的选择,这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地区财政转型述论

国民党退台初期,财政状况严重失衡,经费主要用于军事开支。国民党当局利用美援、税收、债券等手段平衡收支,为了获得美国援助,不惜牺牲财政独立性,又强征“防卫捐”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这种服务于军事的“战时财政”严重拖累经济建设。到了195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国民党当局转变传统的财政观念,积极利用减税、奖励投资等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地区经济由此获得发展动力,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由于两岸和平前景的存在,财政转向不仅发展了台湾地区经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遇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冒险行为,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

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与政党重组发展前景初探——基于2024年选举结果的分析

基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探讨该地区选举政治变化与政党重组前景。根据以往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起伏变化,观察蓝、绿阵营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结合政党重组的分析概念,展望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国民党在2024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扭转败局,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强势崛起,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民党在下次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中获胜,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两党体系可望得以延续,也就不会发生严格意义的政党重组;如果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继续得分,则意味着台湾地区可能从两党政治走向多党政治。台湾地区是否会发生公认的政党重组现象,还要根据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进一步观察。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的联系、调查与宣传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维系对留美知识分子的向心力,针对留美学生和学人开展了一系列的联系、调查和宣传活动。驻美“大使馆”、“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自台赴美人士和“行政院”辅导留学生“回国”服务委员会等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学生和学人,并尝试建立联络体系;广泛开展一系列调查活动,以书面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了解留美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信息,把握学生和学人政治倾向;通过走访宣传、书面宣传和无线电广播宣传等方式,刻意散布台湾地区“进步”消息,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介绍回台途径。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作用,使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有了较深程度的认识,为其后续加强对学生和学人的管控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这些活动难言尽善,无法从根本上阻挡留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日渐疏离。

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的多元认知分析

[目的/意义]研究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认知,对中国内地引导涉台舆论、争取台湾地区民心,以及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动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5家台湾地区智库作为分析样本,对其发布的17份有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以此探究其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认知及背后的动因与产生的影响。[结果/结论]台湾地区智库的认知主要分为理性分析类、建言完善类、应对措施类以及民主质疑类,在认知特点上呈现理性分析与偏见认知的分野。爱国主义、对两岸格局的理性认知、附和行政当局与勾连美国的图谋是台湾地区智库认知的主要动因。在影响上,台湾地区智库的正面评价遭到台湾地区当局与绿媒的刻意忽略,而负面认知则被绿媒大量传播,对台湾地区的媒体舆论和民众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大革命前后中共反帝策略的三次调整

大革命前后,中共运用“经济帝国主义”与“阶级斗争”论述,结合革命进程对自身所制定的反帝策略进行了三次调整。自五四至中共三大,为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促成国共合作,中共以“国家革命”为重心对反帝策略进行了第一次调整;1925年中共四大,为促使国民党坚持反帝反军阀,中共以确保“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连续性为原则对反帝策略进行了第二次调整;1927年初,为应对蒋介石等人所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共以“社会革命”为重心对反帝策略进行了第三次调整。中共反帝策略的三次调整为大革命的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陈诚与蒋介石早期关系考(1924—1931)

蒋介石任用干部注重地域和派系,兼具浙江籍、保定系、黄埔系三重身份的陈诚尤其受到蒋介石的偏爱。陈诚参加国民革命之初多受惠于邓演达和严立三,与蒋介石来往不太密切。随着革命情势的变化,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拉近。经过历次战争考验,陈诚能征善守、服从军令的特质逐渐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亦有心栽培陈诚,千方百计施以笼络。蒋介石虽时常批评、训斥陈诚,却未怀疑过其忠诚;陈诚屡屡不满蒋介石的言行,但最终会服从于他。陈蒋二人之所以能够互相借重达成合作,主要源于政治利益与政治主张的一致性。勾勒陈诚和蒋介石早期的交谊,探寻陈蒋后来形成“如父如兄、亦师亦友”复杂关系的初因,对于推进陈蒋关系研究、探析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和人际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民众动员——杭州国统区个案分析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国统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民众动员工作,它是这一时期整个国统区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通过扩大舆论宣传攻势、开展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指导并推动民众反蒋斗争等内容进行动员,贯彻党在国统区活动的方针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动员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的民众动员不仅赢得了杭州国统区的民心,还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推动了杭州市的和平解放,为解放军顺利接管打下良好基础。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衰落之历史原因——以政党适应性调整为视角

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民族主义当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核心内涵。国民党迁台后,为了适应岛内外剧烈变化的局势发展,其在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开始了政党适应性调整。从政党生态上看,蒋经国到李登辉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使国民党不断“本土化”与“台湾化”;从政党发展上看,“党国体制”面临崩溃,使国民党开始从威权支配型政党向选举竞争型政党转型;从政党动员上看,国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中国民族主义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虽然国民党的政党适应性调整使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生存下来,但也引发了党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衰落。缺乏政治远见的政党适应性调试加剧了国民党的结构性突变,导致其政党内部分裂、核心价值缺失、支持基础萎缩,最终国民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渐行渐远。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冷战前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以新、马、印尼为中心

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内战期间一度低迷或中断。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影响力在冷战时空背景下逐渐回到东南亚,此可谓亚太地区冷战脉络下的历史产物。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的整体实力毕竟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国所建构的“反共”围堵网络之下,推进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过范围,即遭遇严重阻碍与挫折。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的秘密活动,与蒋介石的军人性格及蒋经国所主导的情报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一隅,蒋介石缺乏广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陆”。以有限的力量与资源秘密支持“反共”邻邦,或者设法在亚太地区布建“反共”网络,稍可经解想要回到祖国内地的两蒋父子胸中的抑郁苦闷,并藉以维系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