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传说的双重变奏——“刘秀传说在石家庄”的历史演进及文化内涵

民间传说可以反映民众对社会历史、价值追求、民间信仰的多方面认知,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通过查阅文献和田野考察,“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在石家庄地区广为流传。该传说的流行与英雄崇拜、民众心理需求以及封建统治者提倡密切相关,是石家庄独特文化品格的集中体现。如今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多种方式,对“刘秀传说在石家庄”这一非遗项目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合理的开发,使其不仅能够得以保护和传承,还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程端德等五位安徽作家为中心

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着迄今为止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遗留的问题。现在就程端德、黄中、程岫、梅清、刘鸿仪等安徽籍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与刘秀社会印象的变迁

在刘秀成就东汉帝业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印象:少年时代的“重慎畏事,勤于稼穑”、昆阳之战以前的“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与昆阳之战以后的“圣皇”。长期以来,刘秀的“圣皇”形象受到历代史家、文人的持续书写,不断浸润着人们的历史记忆。而看似有损刘秀英武形象的“平生见小敌怯”却较多为人所忽视。考察刘秀社会印象的变迁过程,可以加深对其性格特征的认知,更加完整地了解刘秀这一人物的成长历程。

帝业在河北:更始政权经营河北地区的历史考察

河北地区在两汉易代之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丢失河北是导致更始政权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朝灭亡之后更始政权大力经营河北,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随着王郎崛起与刘秀事变相继发生,更始政权尽失河北。更始政权自身腐化过快,对形势认识不足以及用人失当是其经营河北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其经营河北之举客观上也为刘秀帝业立于河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间接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秀“度田”史实考论

刘秀“度田”虽历经曲折，但并不像以往论者所主观臆断的那样：“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而是最终以“更正”与“坐租”的形式，取得了理想的结局，并对“郡国大姓及兵长”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而“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

王郎垮台与更始灭亡要因发覆

传统看法认为王郎主要被刘秀所灭,更始主要因赤眉而亡,但本文认为实际情况却是:王郎垮台关键是更始派遣六路大军所致,刘秀的作用远不如正史所载;而更始帝刘玄表面虽为赤眉所灭,但对其贼害最大、打击最致命的当属刘秀在河北的叛变及对他的直接进攻。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记载不实的情况,既与《后汉书》等诸史的正统笔法有关,更与汉明帝御审之《东观汉记》对史实之遮覆及对刘秀之回护有关。

刘秀思想简论

依据刘秀的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探讨其思想理论,他思想中的“柔道”与“贵人”原则具有正面价值,天命神权观念则代表其思想中的负面成分。对刘秀思想的两重性应进行正确的历史的论析与评价。

“隐秀”美学风格之传译——以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汉译为例

目前,国内外文学界对海明威的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的美学内涵有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其作品汉译研究的个案分析却不多见。笔者以《永别了,武器》为例,阐明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与刘勰的"隐秀"观在美学效果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以"隐秀"风格的传译为视角,通过对大陆和台湾两个汉译本的比较与分析,指出汉译的问题与不足,总结出"隐秀"美学风格的传译对策。

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和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构建起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统一战争结束后,他通过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和改大司马为太尉,逐渐形成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有利于集中兵权和强化皇权,从而为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秀统一战争时期各政治集团招降动态分析

刘秀统一战争时期,更始集团、王郎集团、赤眉军集团、刘永集团、彭宠集团、隗嚣集团、公孙述集团,诸多政治集团跻身于招降活动。由于各政治集团要么不善招降,要么对降者安抚不力等因素,结果它们的招降活动收效甚微。而刘秀集团因灵活多变的招降活动方式和善于创造招降活动的外在条件而获益匪浅。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参与招降活动的意识大为增强。受儒学传播的影响,招降活动总的理论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创构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并与其帝业创构相始终,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刘秀集团的人为拉动。就政治意识而言,推动和利用"赤眉之乱"与"更始之败",造就出"天下无主"的局面,为刘秀称帝提供了道义基础和政治前提。在具体的战略安排上,刘秀则牢牢把握住了河北与赤眉两大要素,从经营河北,创构帝业开始,就有了明晰的赤眉战略,在三期战略中,步步推进,最终利用赤眉以覆灭更始,造就出了中兴帝业。

韩国古代文献中光武帝刘秀资料辑略

汉光武帝刘秀在古代朝鲜知识阶层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士大夫们对其史事点评咏颂,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大体可分为史论、诗赋两大类。这些历史文献虽然出于异域,却是光武帝刘秀研究资料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对这些域外文献予以必要的关注。

光武帝刘秀研究辨疑

在对光武帝刘秀的研究中,认为刘秀之母姓张、樊重是光武帝之舅、刘秀母卒于元始三年、刘秀父先为南顿县令、刘秀与族兄刘嘉为太学同学、刘敞是刘秀的族兄、刘秀屯田在建武四年、刘秀"省并西京十三国"为"八国""九国""十国"等说法,皆为对史料的误解。而对刘秀入太学读书在"天凤"何年的千古之谜,也做了具体的考证和破解。

《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文艺美学思想

刘勰运用诗化的语言对“隐秀”进行了描述性的界定,从而使这一概念具有多角度阐释的可能性。在创作论中,“隐”、“秀”分别是对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的要求;在作品论中,具有“隐”的美学特征的作品有多层含义,显得空灵,有深度,具有“秀”的美学特征的作品有波澜,显得亮丽而光彩;在鉴赏论中,“隐”是读者追寻的意义空白,“秀”是使读者惊醒、感奋的美丽诗句。从文化语境来看,“隐”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体现,“秀”是魏晋以来追求语言形式之美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欧阳修柳永之艳词比较

欧阳修的艳词多写下层官吏与妓女之情,柳永的艳词多写落魄文人的狎妓;柳用长调笔法,铺叙延展,欧用小令笔法,遗貌取神;柳以平面叙述,突出人物心态,欧以立体描写,突出人物声情;欧追求雅正,柳不免卑俗;他们都向民歌学习,使其走向艺术生命的旺盛。欧的艳词得到后代文人的曲意辩护,柳的艳词受到种种不应有的责难。

欧阳修与柳宗元的文学关联及其思想差异

作为"唐宋八大家"重要成员的欧阳修和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其一,两人同为"穷而后工"论的践行者;其二,文艺思想多有共鸣之处;其三,在文学创作风格上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欧阳修坚守儒家的"道统论"与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关联性体现了两人相似的人生范式、文学价值观和审美情趣,这也是古代文化、古代文人的某些共性。由于两人在对待儒、释、道态度上的差异,导致了欧阳修对柳宗元文学地位的贬损,这也说明文学中的接受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着一些复杂的因素。

欧阳修与“韩柳”“韩李”并称

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李翱并称"韩李",此二种情况在唐代均已出现。至北宋,"韩柳"并称已极为普遍,但欧阳修却起而矫俗,欲以"韩李"替代"韩柳",显出他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维护及欲挽儒学于既倒之决心。虽然欧阳修的观点在后世得到一些响应,但于文章而言,"韩柳"并称牢牢占据文学批评的主流,直至今日不可撼动。由此可见,韩愈与柳宗元的思想与文章对后世的典范性使得并尊韩柳文的理念得到世人的认可,"韩柳"并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文学观念之一。

《六一诗话》与宋初诗学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笔记体漫记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的诗评新体 ;其中“领悟式”的批评方法 ,对于后世诗话具有垂范作用。《诗话》所提倡的平易自然诗风、月锻季炼的创作态度和意新语工的诗境 。

刘秀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为太学生出身,博览经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擅长应用文撰作,其诏令及交际文牍颇注重文辞,较少"浮词虚语"。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有刘秀113篇文字。由于其伟大历史功绩的遮掩,后人较少注意其文学撰作方面的才能及其成就,但他的一百余篇诏令及文牍足以使他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固始”县名考及其文化内涵

一般认为固始县得名于刘秀分封重臣李通为"固始侯",而事实上"固始"一词源自先秦典籍《国语》,意指开创之始,只有坚固根本方能成功。刘秀以固始之地分封李通,有视之为一代贤相孙叔敖之意,而更名"固始",则蕴含有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与长治久安、江山永固的良好祝愿。所以"固始"之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