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韩国儒学?

韩国儒学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韩国儒学者的哲学论辩;二是对中国儒学尤其是对中国朱子学的发展;三是因应国家的危难.韩国儒学也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的重“情”重“实”的特性.

《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李退溪

通过一些新资料,诸如闇庵学派弟子纲庵《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证》一书,考察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李退溪的关系及《揭示》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李退溪书院思想与人格美育

朝鲜李朝书院的兴盛,与李退溪的书院思想和书院活动有直接关系。李退溪认为,当时的国学乡校已经失去了育人的本质功能而沦为科举应试的工具。兴建书院势在必行,非为举业而为尊贤讲道。通过对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析,李退溪认为书院重人格教育的尊贤讲道之风可以纠偏当时浮薄恶劣的士林风气、提高士人人格修养、美化风俗并使天下大治。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李退溪的“诚”与王阳明的“诚”——以二人思想之异同为中心

阳明学东传日本曾受到朝鲜朱子学——“退溪学”创始人李退溪及其门人的推动。李退溪对阳明心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在心性论、工夫论等方面,也能看到两者有着密切联系之处。本文以作为《大学》和《中庸》中重要概念之一的“诚”为切入点,围绕“天即理”“理”的能动性以及“心学”等概念,对李退溪和王阳明的思想中关于“诚”的解释之异同进行分析比较,细致地考察了二者思想的相同和相近的地方,以期为阐明两者思想之异同提供一种视角。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论韩儒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

韩国朝鲜朝时代的大儒李退溪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理学大家朱熹的思想。为了探求李退溪性理学思想的本质、特色及价值,本文在细读李退溪著作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法,从"理气""性情"和"践履"三个方面对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做了深入分析。在"理气"观上,李退溪强调"理"的活动性;在"性情"观上,李退溪重视"情"的价值;在践履观上,李退溪主张"敬"说。

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这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16世纪末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

《程传》《本义》约于丽末鲜初同时传入韩国。14世纪到16世纪,韩国易学经历了从"专重《程传》"到"并重《本义》"的转变。此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宣祖朝之前,君臣论《易》都是援引《程传》,世祖亦指示国译本以《程传》为据。到了宣祖朝,经筵开始出现程朱并讲的情况,国译本《周易谚解》亦转为程朱兼采。16世纪末,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成为了当时学者普遍思考的问题:李退溪及其后学明确主张《本义》为先、兼取《程传》,偏好《程传》者亦不乏其人,更多学者则折中于程朱之间。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一方面与传入韩国的《周易传义大全》的文本结构有关,一方面反映了韩国朱子学的成熟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