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与《刘知几年谱》之编撰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史学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刘知几年谱》一书是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傅振伦多年从事刘知几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成果。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是关于刘知几研究的名著,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

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笔记小说观念。刘知几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揭示了笔记小说可与正史参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实地位,明显提升了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史通》中有关"偏记小说"的分类和列举,则清晰可见刘知几的笔记小说分类观念较之于《隋书.经籍志》有了进步,为史家重新认识笔记小说的学术地位,审视笔记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笔记小说丰富正统史学,乃至效仿撰作笔记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刘知几以史眼判断笔记小说的价值,强调笔记小说惩恶劝善、可供教化的社会功用,表达了正统史学对笔记小说价值认同的程度,进而为笔记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论刘知幾《史通》关于史学构成的思想

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它在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精辟论述。本文突破既有的《史通》研究路径,从史学思想领域切入,认为刘知幾《史通》反映了关于史学自身构成的思想,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史学批评原则等五个方面。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罕与其匹。可以认为,《史通》以史学批评显其锋芒,以思考史学自身之构成为其底蕴,显隐相济,贯通古今。今年是刘知幾诞生1355周年、逝世1295周年,笔者撰写此文,论述他的这一史学思想史上的创造,以示纪念。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历史意识与历史学——以刘知幾《史通》为中心

历史学在文化经验中展开。中国文化注重历史理性,由经验认识事物原理构成主要认知途径,故历史意识凝重,史学充盈于一切知识之间;欧洲文化重逻辑理性,故哲学统摄史学。中欧史学具体形态、表现差异,皆与此相关。细读刘知幾《史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学总体意境、史学形态,以及实录、直书、褒贬、疑古、史才等命题,可以感知此种凝重性。当代史学理论探讨过度聚焦于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缺陷,于中、西历史学更远传统关照不足,在对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矫枉过正基础上提出的种种历史学“转向”说,多基于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或规避,虽各有扩展历史学视野意义,但就其涉及的历史学本质问题而言,失之轻率。

张振珮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

刘知幾以“例”论史

《春秋》学家以例论经的传统对刘知幾的史籍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推演经例为史例,每每以"例"论史,惟论史籍的表现"书法"。他对史法的重视,使《史通》的史学批评中渗透了经学观念,从而产生了扬名教与重实录的思想矛盾。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书中运用浓墨重彩对汉代史家班固所著《汉书》赞赏有加,因此他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班马优略论"这一千古聚讼纷纭的论战中,"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汉书》提出了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体例问题上;可是对《汉书》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长久以来,这一现象未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论刘知几《史通》的小说叙事观

唐前"小说"归于子部,多和"经"部对举,侧重在"说"。唐后多和"史"部对举,重其叙事,打上史学的印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刘知几《史通》的小说叙事观所起作用值得重视。其观点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小说应以"叙事为宗";二是叙事以"附于物理"为准;三是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流俗""雅正"之分。刘知几的小说叙事观对唐人小说观及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编次、主题与逻辑——关于《史通》的几种读法

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以至于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刘知幾的《史通》,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关于《史通》的研读,有三种方法可供青年史学工作者参考:一是着眼于编次,二是着眼于主题,三是着眼于逻辑。但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用心把握、认真思考。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

读《史通》札记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是一部著名的史学批评著作,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以至世界史学史上都享有盛誉。然而,正像许多名著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一样,《史通》在讲求体裁体例、史学批评和历史评论方面也存在某种不足。今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这种不足提出笔者的一点看法,以求得对《史通》这部名著的全面认识。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 ,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