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家国书写的现代回望与当代反思

在中国新诗百年探索的背景下,泛览各时期的家国书写,在相似题材中把握新诗家国书写的时代流变,辨析不同阶段国人的心灵图景,以及时代与个体对诗歌功能的特定吁求。探寻历史、时代、个体等诸因素对新诗家国书写的复杂影响,力求展示家国书写的内在诗学冲动与历史机制。通过分析家国主题同中有异的艺术表达,考察各时期文学品质、主流精神、审美取向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从而发现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典范与不足,为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新的触发点。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自觉的诗学实践。他通过引入叙事性文类的叙事技巧,以小说化的人物视角、抒情主体的旁知眼光、戏剧性处境的营造等叙事手段,创造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抒情道路,使现代诗写作呈展现局面。其诗学意义在于,突破传统抒情境界的限制,拓展现代诗视域,穆旦使诗既成为时代的诗同时也是个人的诗。

诗与歌的“合流”——论现代歌词与新诗的关联

现代歌词和新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但它们之间也不时出现融通现象。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歌与诗有极强的亲缘关系,以及有音乐性作为它们内在联通的基础。但整体而言,二者基本上是两条轨道行进,这样的分裂也导致了新诗的"边缘化"及歌词的"非文学化",二者的合体是彼此共同的需要。历史上,二者的结合留下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它们"合流",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取长补短,并在各自充分发展的同时,容留下交叉地带,以期产生有深度且为民众喜爱的经典作品。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

论穆旦创制“新的抒情”的历程

论文从早期、中期和后期来考察穆旦新诗写作追求现代性过程及其表现,探讨他的研究型写作和创制"新的抒情"的内涵。

词的运思结构对新诗的影响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词通常是在歌舞宴饮的场合应歌伎即席演唱之需而倚声填写的,这使其有两个不同于旧诗的特点:一是比旧体诗更具即兴创作的意味,很少渗透理性,是纯粹的感觉印象依照传统诗性文化惯路的呈现;二是比诗具有较多应合社会交流的无形规约,因而在运思结构上更提倡套语的套路化组织。印象派式的表达和套语的套路化组织,可谓词的内在结构特征。新诗的传统继承在结构艺术上继承了词的印象派运思结构,但新诗的历史较短,套语和套路的积习不深,新诗的意象化词语及其组合直接来自诗人切身的印象感受,更富有直觉式运思的特点,原生态意味浓,新鲜活泼,更多来自于生活的健康色泽,从而避免了词的"滥调"。

“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当代诗歌的“钢铁诗学”——读龚学敏的《钢的城》

在这个钢筋铁骨的时代,龚学敏的第六本个人诗集《钢的城》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对"钢铁"的诗性规划,并由此呈现了当代诗歌"钢铁诗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中国钢铁的源头展开的"钢铁之诗",回到了"钢铁本身",彰显出钢铁的柔性、温暖性、抒情性的一面。同时,在回到"钢铁本身"的"钢铁诗学"中,还张扬出一种浓烈的科技意识和理性精神,这为当代诗歌如何注入理性精神、科技意识的"新的抒情"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学可能。

能“歌”的诗与“诗”性的歌——中国现代歌诗刍议

在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中,诗与歌长期并称。但自近代文学革命中胡适"尝试"白话诗以来,中国新诗因有意摆脱格律束缚而与歌渐行渐远,诗与歌的剥离也似乎成为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将现代歌诗置于中国新诗视域中,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考察现代歌诗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脉络,能更好地展现其丰富多彩的审美空间。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白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梁启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

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梁启超纠正了自己早年主要强调借镜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而对传统文学,尤其是正统的诗文学评价偏低的立场,在其国学的框架内对于中国诗歌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释。他将抒情精神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精神,在理清和阐发中国文学久远而深厚的抒情传统的同时,对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以丰富而高尚的情感为核心的人格结构和抒情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梁启超重寻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意在将其作为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典范,这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构成差异与对话。

新世纪贵州诗歌抒情主体变迁探析

新世纪贵州诗歌相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贵州诗歌的最大变化在于抒情主体由"我们"变为"我"。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诗人创造性想象由弱变强,作品"情"与"景"由分离状态逐渐合一,"真"与"幻"由对立状态逐渐协调。同时它开拓了另一层个人化的表现空间,在"向内转"的倾向中,凸现个体心灵中的繁复感受,也相应导致贵州诗歌中的民族色彩开始消隐。

“春蜂乐会”及其歌曲创作考

"春蜂乐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杭州由钱君匋发起成立的音乐创作团体,他们所创作的抒情歌曲是继青主、赵元任之后我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典范之作,是我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的萌芽之一。钱君匋及"春蜂乐会"的歌曲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在当时都属于一个崭新的音乐世界,为弘扬中国新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新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旧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唯一的入乐方式,此说的依据是曹植的"依前曲,作新歌"。但实际上入乐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入乐方式与乐府类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是新曲新辞,旧曲新辞的入乐方式主要使用于雅乐拟乐府。拟乐府选择新曲新辞的入乐方式,是由拟乐府的俗乐性质决定的,曹操等人对俗水新声的偏爱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诗歌与城市漫谈

武汉连续举办了五届公共空间诗歌活动,热闹的活动现场常常诗情澎湃。然而,城镇化、都市化、国际化进程似乎在一点点驱逐抒情诗,现代生活与抒情诗构成悖论。所以,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诗人都要去发现无法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为他所提供的新的诗歌灵感,改造诗歌语言和抒情方式,创造一种与现代人生存境况相应和的诗歌类型。

新时期散文抒情艺术探微

新时期以来 ,在散文艺术园地里 ,人们在承接传统抒情技巧的同时 ,创造了许多新的抒情手段 ,或用现象还原式的冷抒情 ,不动声色 ,引而不发 ;或借用意识流手段 ,展示潜意识的感觉与流变 ;或是以内力充盈的大气磅礴 ,放达写情 ,写出一种“大散文”的气度和风范。这些都有效地拓展了散文写情艺术的新领域 。

强度 厚度 力度——新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浪漫主义特质

诗歌艺术的抒情性决定了它与浪漫主义的密切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误读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精神的张扬,但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中仍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抒情强度、厚度和力度,这在政治热情激荡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学反响。

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与嬗变

由鲁迅先生倡导和扶植的中国新兴版画走过了 70年的光辉历程。本文从三个不同时期并结合当时代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