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苏轼两浙仕宦的治政策略与理念——以奏议为考察中心

苏轼一生三次仕宦两浙,知杭州期间频繁上书宋廷,奏请赈灾恤患、修缮官舍、减免赋税等事。在两浙治理策略上,苏轼采取了轻税薄赋以宽减民力、浚湖开河以恤吏便民、纠贪刺恶以礼刑平等的措施,表现出勤政务实的政治品格。苏轼两浙治策体现出民本、均平与豫立的治政理念。其勤政爱民的儒家人格与治政业绩,赢得两浙士民高度赞誉。

苏辙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

苏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学者。他在诗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古文家的苏辙,是与父兄苏洵、苏轼并称于世的。苏辙为文“汪洋淡泊”,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苏辙在古文创作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不仅表现在这场“运动”发展的高峰期间,而且还表现在完成阶段。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既是士大夫政治,又是文人相争的政治。苏辙经历的党争,主要是熙丰、元祐、绍圣以后的党争。苏辙作为蜀党的领袖之一,在北宋中后期的文人党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元祐期间,官至尚书右丞,位居宰执之列,成为元祐名臣,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苏辙在经学、史学、老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学问渊博,著述颇丰,有《论语拾遗》《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经学专著,在学术思想上,苏辙顺应了当时的学术思潮,坚持创新,抛弃了传统的章句之学,探求义理,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辙《老子解》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家融合的潮流,引起了后世的注意,在老学史占有一席之地。苏辙的史学也有成就,著有《古史》一书。他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对《史记》有所不满而批评,表现出一种轻率而自信的态度,却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论析

苏轼苏辙的唱和诗题序独具特色,无论是唱和诗中两人皆有的题序还是独有的题序,都显示出他们对题序形式的新变和对酬唱交流的重视。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创作反映出他们对于题序形式具体运用的不同,他们的写作实践为唱和诗、题序之体和各自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但无论是作为两人酬唱交往的事件凭借,还是作为手足亲情的情感纽带,都成为两人的精神慰藉。

三苏名誉权的法律保护

一个人的出生,不仅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因为身分不同,地位和权利也不一样。李开周在《北京青年报》2020年11月4日发表的《如果王弗还在,苏东坡会再娶吗?》一文中,提出苏辙是苏洵两个小妾中的一个所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阐明理由,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提供。此观点经媒体传播后,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苏学研究者和苏氏后人的强烈不满。苏辙为程夫人所生有不少史料证实,可谓早有定论,即使有疑问,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苏辙为苏洵小妾所生的看法缺乏证据。妾与妻的身分是清楚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和保障也不同。对于李开周的谬论,侵害历史文化名人名誉权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维护三苏历史文化名人的名誉。

基于Voronoi图剖分的区域旅游中心城市体系--以苏浙沪地区为例

在区域范围的城市旅游体系中,引入"中心地的中心性"概念,可以在这种旅游性的空间网络中考察城市地位的相对重要性,划分出城市的等级层次,判断出不同级别的中心城市,更可以进一步得到区域空间的城市旅游构成关系。Voronoi图在地理学中是一种利用中心地的中心性广泛用于空间分割、空间邻域查找的空间剖分方法。引入这种方法,以苏浙沪地区为例,在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利用Voronoi图的空间分割原理,找出不仅具有规模性,而且具有空间组织功能的旅游中心城市。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公路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选择研究

文章界定了公路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内涵,采用因果分析法从区域经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市场成熟度和配套政策法规5个方面对影响公路基础设施供给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建立了供给模式选择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沪苏浙高速公路江苏段项目为例,运用灰色关联评价法进行基础设施供给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从而选出最优模式。

苏辙与《古史》

苏辙《古史》是北宋中期义理之学兴起后出现的一部重要上古史史著 ,是书不仅补正了《史记》所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讹舛 ,于《史记》有拾遗补阙之功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 ,对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 。

一个北宋退居士大夫的日常化写作——以苏辙晚年诗歌为中心

苏辙晚年诗歌向来少有学者予以关注,然而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致研读,我们却发现其呈现出一些迥然不同的特质。通过在诗题中标注日期,苏辙赋予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以一种严肃的意味;而诗歌中对于天气的关注,却揭示出他晚年依赖于田产收入的现实处境;诗歌中对于家庭事件的记述,尤其是房屋的建造过程的详尽描述,以及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限于家庭成员,则表明在政治禁锢的处境中,家庭生活成为了苏辙晚年诗歌的核心要素。除此之外,苏辙晚年还表现出对于园艺的浓厚兴趣,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最终放弃道教信仰,转而投入禅宗修行,更折射出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大转变。通过这些分析,本文试图说明,正是苏辙晚年作为退居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在文学写作方面呈现出日常化的特征,而这对于南宋陆游等诗人的晚年诗歌写作可能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影响。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苏辙两谪筠州考论——从生活、艺术、审美角度分析

筠州是苏辙生命中的重要驿站,苏辙曾两次贬官筠州(今江西高安)。从生活角度考察,虽然政治前途暗淡、日常事务琐屑、生活困窘,但苏辙的个性修养、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中蕴含的"性、识、度、器、才",使其渡过了生活的难关,显示了特殊的人格魅力。从艺术角度考察,苏辙最优秀的记体散文以及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学术著作都完成于筠州,苏辙通过立言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谱写了辉煌的生命乐章。从审美角度考察,苏辙两谪筠州的诗文创作、学术著述成就,既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一脉相传,也与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相吻合,苏辙获得的不仅是生活的充实及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且获得了对客体世界的把握,并使自己的生命高扬、精神永生。

苏辙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辙集》和《全宋诗·苏辙诗集》中的苏辙佚诗进行考辨,发现《初春游李太尉宅东池》、《益昌除夕感怀》、《除夕》、《过豫章》、《诗一首》等五首佚诗不是苏辙所作,分别属于张方平、唐庚、黄庭坚、苏轼等人所作。开展苏辙佚诗的辨伪工作,可以使其诗集更趋完善,能促进其学术研究。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的关系

“苏门四学士”中 ,张耒之入“苏门”显得较为特殊 ,他是先为少公之客 ,再为长公之徒。发生这一“重心位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苏辙对兄长由衷的钦服 ;二、张耒与苏轼在文学兴趣、文学思想上的一致性 ;三、苏轼与张耒内在性格上的契合 ;四。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但苏轼、苏辙的诗歌则有意识地把“江湖”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在宋代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把“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有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有高人隐士、民情风俗、人文传承,充满诗意;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宋代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应。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江湖”跟“桃源”相联结的诗意构思,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正好与权力延伸的方向相反。

苏辙研究综述

苏辙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政治家 ,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一生成就很高 ,但对其研究却有所欠缺。本文就苏辙的生平传记、文学理论、学术思想、作品研究几方面对历来的研究状况略作综述 。

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

纵观苏辙一生,以儒为宗,兼融释老,晚年作《老子解》,道家思想对其有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苏辙与道教的因缘、人生观、政治观、修炼道术等四个方面。苏辙其人生于崇道重镇蜀地,且天性近道,仕宦生涯中以不为外物所役、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作为人生观。在政治上,苏辙将道家思想视作儒家思想的补充,认为其同样有治世之功用。在实践上,苏辙修行道教内丹术以强身健体。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苏辙文的辑佚与校勘价值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之一种,是人们熟知的苏辙文选本,但是,论苏辙文者几无人对其作过研究。据书前目录,全文二十二卷,共收文276篇,今存一至十五卷,文179篇。所存较《苏辙集》多127字,简145字;多9句,简11句;可校勘367字句,乙正14处字句,字句的转换29处,佚文2处;差异多达七百多处;又多与早出的宋刻本相同,且后出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从而相同;所选较他选本有64篇文章是独选。《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苏辙文选本,在文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