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人道:书法表现的两端

对道的体达是书法的基本旨趣,也是书法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载体的内在原因。天道、人道分别指向自然客体与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运作规律。书法对道的表现亦可以主要概括为这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通过书法的形式反映自然运行的道理,所谓“以形媚道”,其最根本的是对阴阳法则的运用和表现;另一方面则是书法在内涵上以表现人这一主体的本质属性为目的,主要指向的是人心情感。经由这两个方面,书法与道相沟通,合于道、表现道。

天道与礼乐:论汉代经学“中和”观念的秩序特征

“中和”是《中庸》核心观念之一,在汉代经学中,“中和”观念的内涵从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天道论的方向,汉儒董仲舒通过天道运行规律构建出以“中和”为终极标准的天道秩序;其二是礼乐论的方向,通过礼乐对人性的教化,最终达到以“中和”为理想的政治秩序。由此,在汉代,“中和”指向一个贯穿天人的宇宙终极秩序。不过,这一“中和”观念始终具有客观化与外在化的倾向,与宋明理学以主体道德的完成而实现的天人合一之“中和”境界具有主客观的差别。

家庭本位、天道与生死决策——评《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

范瑞平的《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是推进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事业的最新力作,其儒家生命伦理学主张“以家为本位”和“以道为志向”。就以家为本位的医疗决策机制而言,包含着四个要素:家庭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运用实践智慧和符合天道。以作生死决策(如是否安乐死)为例,运用实践智慧和符合天道不可或缺。由此,不能脱离于天道或儒家整全的文明理想来谈论以家为本位。然而在关于儒家公共理性的论述中,范瑞平却弱化了天道这一信念预设。

张栻天道思想探析

传统儒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一直延续着丰富的天道思想。作为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张栻的天道思想对传统儒学思想作出了总结与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秦儒家的心本体思想以及宋代新儒家太极本体思想、气本体思想进行了改造与融合。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佛、道思想的吸纳与借鉴,张栻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天、性、理合一”为特色的天道本体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天道观的本体思想更精细,内容体系更系统,理论发展更完善。对张栻天道思想的探析,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栻思想的超越力、生命力与创新力。

象思维视角诠释天道时空与人道顺天道

本文有感于《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关于天道六六之节、六气主岁、主时、客主之气的加临等对六气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原理所做的精微论述,从象思维角度诠释了天道时空的变化及其对人体的影响,重点诠释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人道顺天道",倡导读者回归中国的原创思维——象思维。

从技术思天道——关于海德格尔和庄子对技术与天道关系的思考

在当代 ,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如何看待技术的本质 ,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颇具启示性的结论 :技术是天道的展现。我们发现这个观点与庄子的技术观很相似。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的思想交互——以《庄子·天道》诸篇为中心

庄子本人与黄老之学在思想气质上存在差异,不能表明整个庄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思想内容上无所交互,因为在思想史上与黄老之学同期且真正参与百家争鸣的并非庄子本人,而是传承与发展了庄子本人之学的庄子后学。如果说《庄子》内篇中较少庄子本人与黄老道家之联系,那么《庄子·天道》诸篇中庄子后学尤其是“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对黄老之学“君无为而臣有为”以及援“礼”入“道”、道法结合等思想的吸收和推进则显而易见。“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不仅构建了“天道—无为—(君)主—本—要”与“人道—有为—(人)臣—末—详”两大观念域,还引入“德”等观念使此二域得以有效连接,作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思想交互的理论结果,其表明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在战国中后期的确有过思想层面之碰撞与交汇。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论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天道观

在"过程"之中统摄事实与价值,这是怀特海与中国道家在宇宙论构建上的契合之处,但怀特海过于客观化的描述使得其作品中主体性丧失,这就无法同道家一样,将事实与价值之融合贯彻到生活实践本身之中。因此,事实与价值,以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最后归结到能否从当前破碎分裂的人性现状之上发展出丰满圆融的生命存在。这不是一个制度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

大儒子弓身份与学说考——兼议儒家弓荀学派天道论之真相

荀子所推崇的子弓非孔子所赞赏的仲弓。仲弓即孔子弟子冉雍仲弓,鲁人,姓冉,名雍,字仲弓;子弓即馯臂子弓,楚人,姓馯,名臂,字子厷,又作子弓。子弓从孔子弟子鲁人商瞿子木受易学,有传孔易之大功。子弓为孔子易学的正宗嫡传,他横跨在孔子、荀子之间,架起了"孔子—荀子"的天道论传承谱系,且这个谱系完全不同于由子思所架托的"孔子—孟子"之思想谱系。经验主义的"孔子—子弓—荀子"谱系有别于理性主义的"孔子—子思—孟子"谱系,前者的天道论、人性论是非本体论、非形而上学的,而后者糅合伦理信念与天道抽象本体的思想正为汉魏、唐宋的伦理忧心家所继承与发展,遂成道学之儒。

《太玄》的筮法和天道观略论

《太玄》是西汉社会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的一个学术产物,也是继孟喜、京房易学之后推阐天道的又一数术工具。扬雄创作《太玄》,既是一次对《周易》经传的模拟与改造,也是对易卦筮法的一次再创造。《太玄》筮法的出现,是对先秦西汉数术之学、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一次大整合;扬雄以"玄"为宇宙本体的天道观,正是在对筮法进行重新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天道左旋:社会运行的溯源和依据——若干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发

1978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如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虎图、含山凌家滩玉版玉鹰,以及良渚文化中常见的玉琮等,无不表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等是上古人类社会生活中生发的一种源远流长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念。古人形成的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等认识来自于对宇宙星象观察经验基础上的推论和引申,认为宇宙星象的运行对应着人世社会的祸福,而北斗七星居于天穹的中央,群星环绕旋转,昭示人间以君主为中心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天道左旋、地道右周等天地旋转的星象运行轨迹,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类比的对象。只有取法天地之道,模拟天地宇宙有条不紊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才能有序地运行。这种根据现有考古成果确定产生于约六千五百年前的社会运行思想雏形,经受漫长岁月的锤炼,经过众多先贤的提炼,从幼稚的质朴感受提升为成熟的科学理性,从受历史循环论支配进步为受辩证思维观的驾驭,现在已经成长为现代性过程和视野中的现代社会运行问题。

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老子以独特的"天人合道"回答了先秦天人关系的时代主题,道体向下体现为天道原则、地道原则和人道原则,此即三者的整体性;老子将自然、无为原则贯彻天道、地道和人道过程始终,此即三者的统一性。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人道即天道——重温邹化政先生的儒家哲学研究

邹化政先生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哲学家,《先秦儒家哲学新探》是先生儒学研究的代表作。《新探》首先提出一种统合并超越于中西哲学的普遍的哲学观,由此揭示了儒家"人道即天道"的哲学原理。《新探》指出,儒家把理性理解为一个"实践理性逻辑上居先而统辖理论理性"的理性整体,其道德的概念,亦是一个内在包涵自觉于其中的关乎人之存在的总体性概念,而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狭义的道德;经由人的存在实现以达成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建立起一个真与善、实在与价值内在统一的形上学和真理的体系,是儒家哲学的基本进路。《新探》从逻辑上肯定了儒家的性善论,同时又从心性这一论域来具体阐发儒家人性论的思想内涵。在"理性对自然本性的固有关系"的系统中,人性之善并非一种现成性的道德内容,它作为一种自觉与实存亦即"类意识"与"类感情"之统一的"理性本能",本即具有存在性的"能力或力量"和当下实践性的意义。《新探》认为,儒学的天道本体观念所突出的并非其形式化主体或实体性一面,而是它"化生万物的规律一面"。天道就宇宙之创生流行亦即气化的过程而显;气作为存在性的实体,本即一内涵精神生命的创造活动,其统一性、整体性和能动性,就是所谓天道天理的规律系统。《新探》在儒学义理和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构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其对相关哲学理论问题的辨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方法意义。

春秋时期的天道观

春秋之前无“天道”一词,天道一词较之天命,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观念,有了天道的观念,才有天道观的出现。天命与天道一字之差,但内容却有很大区别。天道观包含天、人两大内容,从天而论,天道观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自然之天的日月星象的运行与运行之道,及其由此而形成的天文历法等。从人而论,天道观则直接以人事说天道,特别是以人的政治、道德联系天道为说,道德与政治的因素是春秋时期天道观的重要内涵。无论是从天还是从人来论说天道,春秋的天道观都带有将天道上升为规律性的理论高度的哲学意义。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产生原因探析——以周初天道观的形成为基点

祥瑞(或称符瑞、祯祥等)是中国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祥瑞文化的产生客观上需要王权、天命、德行等因素的出现并与征兆信仰相互配合。周代初期,周人在反思殷亡的历史教训中摒弃了殷人极端的宗教观念,将王权与天命联系起来,以"德行"因素作为政治评判准则,进而形成了崭新的天道观念。新的天道观念的形成为祥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祥瑞文化的产生。

论《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及其内在矛盾

《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包含三个方面:在宇宙生成方面它把《老子》、《易传》和董学、纬书糅杂起来,但并未消除自然生成论与神创论的冲突;在天道秩序方面把阴阳、五行与四时、五方等附会起来,但无法协调其内在的矛盾;在天道运行方面把阴阳盛衰与五行生克结合起来,但又陷入循环论的窠臼之中。因此,以这个天道系统为效法对象的人道体系只是一种社会静力学的设计,而缺乏社会动力学的自觉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由天道走向人道——论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道德化解读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影响深远又纷争不断的事件。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对进化论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严复强调任天为治,又强调以人持天,天道与人道呈现出双重结构。梁启超合群竞争式的进化理论,强调的是人治与天行的抗争。孙中山借用互助论来限制进化论,提出互助进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事胜天。天道人道之间,学者们一致走上了对人道力量的强调,尤其是对道德力量的强调。这与近代"道德救国"的思潮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