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魏禧集外诗文考释

魏禧是清初古文巨擘,一生著述宏富。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魏叔子文集》是目前所见收录魏禧诗文较为完善的整理本。但载籍浩繁,遗珠难免。兹于清人别集、方志、书画图录中辑得魏禧佚文十则,佚诗两首,涉及其生平、交游、文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具有重要价值。今将之辑录标点,并对其中所涉人物、史实加以考释,以期对魏禧及清初江西文坛研究有所助益。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朱熹视域的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响力述论

通过历史史料、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挖掘北宋名臣蔡襄对朱熹的影响,从蔡襄闽学倡导及与朱熹关系,朱熹对蔡襄人品及书法艺术等的评价,论述朱熹理学的莆仙特质,朱熹与莆仙的相互影响。

论北宋田锡的军事观

北宋初期,田锡有感于当时面临的战争形势,以其独到的见解,先后写下大量关于北宋边事的奏疏、策论文章。在当时战事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田锡针对宋代军政分离的中枢体制、扬文抑武等用人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做出理性务实的思考,对宋廷提出了强国为先、安民为本、军政合议、选用武将的主张,得到了后世史家的关注和称道。

程晋芳治《诗》路向探析——以《毛郑异同考》为例

清儒程晋芳治《诗》不迷信权威,不专执一家,能平心评议《诗经》毛《传》、郑《笺》之异同得失。对于“诗经宋学”之权威朱熹的《诗》学观,也能公正地进行评议,既能尊崇朱学,也揭其之失。在治《诗》实践中,程晋芳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择善而从,显示了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程晋芳致力于考辨毛郑之异同得失,阐幽发微,言简意赅,目的在于试图探明《诗经》之古义。程晋芳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并对此展开梳理与研究,对清代乾嘉年间《毛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当代流行戏歌创作研究——以京歌为例

“戏歌”是中国当代(流行)歌曲创作中特有的歌种。其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戏曲、说唱音乐为素材,运用歌曲写作手法或借鉴戏曲的编创手法创作的,具有一定地域、剧种风格的现代歌曲的类型。文章将以京歌为例,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作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当代流行音乐中戏歌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特征,进而阐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戏歌”创作中“戏”与“歌”两者之间的比重主要受到创作主体的类型、创作手法的差别、演唱主体、演唱方法的构成以及相关传播媒介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戏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使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瑰宝借助这一载体得以现代流行化的继承与发展,“戏歌”所承载的审美、教化功能亦是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以其为载体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弘扬光大。

朱熹对《大学》中《诗经》引文的阐释

《诗经》成书年代较早,其诗内容大多为咏叹、记事、叙史。《大学》成书晚于《诗经》,其中引用了较多诗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主张。儒学发展至宋明时期,朱熹著《大学章句》对其义理进行了系统完善的发展。朱熹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对“新”“德”二字进行了细致的挖掘,体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对“止”的讨论,在原本停止、居住意思的基础上发挥出“至于”“不迁”两层含义,并深入讨论了何为至善,以及至善的分殊性。通过对絜矩之道的论述,朱熹指出平天下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注意言行并以史为鉴,最后用“心”将絜矩之道拔高到本体的层面。相比较《诗经》而言,朱熹的阐发或多或少改变了其原意,但其为《诗经》贯入了儒家思想,焕发了《诗经》新的活力。

新见清代民歌文献《一更鼓儿天》脞议

“西调”是清代民歌的一种,在乾隆时最为盛行。清代较早民歌选集《万花小曲》中收录的《西调鼓儿天》,在形制、内容与审美趣味上,与常见的“西调”均有不同,惜其篇幅有限。20世纪20年代由刘半农等购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俗曲文献中,有一册体量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的《一更鼓儿天》。它是《西调鼓儿天》的足本,对研究者重新梳理《万花小曲》的成书经过,尤其是讨论“西调”的属性与类别,有着重要的作用。

发现与重估:明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述略

刊行于万历四十七年的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简称戴编《海外集》),长期流传日本,未著录于国内任何公、私书录。该本是迄今发现的首部以“海外集”命名的苏轼海外诗文单行本,相较于其前刊行的陈荣选编《苏文忠公居儋录》(简称陈编《居儋录》),该本编排体例更为合理、规范,对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简称樊编《海外集》)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明儒李谷平对宋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谷平的思想特色是尊孔崇仁,融汇诸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他以仁为根本建构儒家道统体系,希望以此调和朱陆两家的争论、定天下学术之宗。他认为朱陆两家皆推崇仁学,在此基础上,他兼采两家学术之长,承袭程颐与朱熹的仁学思想,吸收陆九渊心学理论,强调“诚”“明”本一。李谷平没有门户之见,学术上溯及濂洛,达乎洙泗,融贯各家求仁工夫之精,对宋代理学加以综合。李谷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其门人罗洪先。

席弘、席弘学派与《席弘赋》

南宋著名针灸学家席弘在中国针灸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自席弘迁居江西临川后,其后代以针灸薪火相传,据记载传有十二代。当传至第十代孙时,于传子之外又传徒,由家传变为师传,如卓有成就的陈宏纲、刘瑾等,形成了席弘学派。针灸歌赋《席弘赋》是席弘学术思想的代表作,系由席弘门徒根据席弘学术思想补辑或编写而成。该赋在针法应用和针灸配穴方面具有特色,赋中的针灸学术思想与治疗方法至今仍被针灸临床广泛应用。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 ,但在文化心态上 ,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 ,把满洲看成夷狄 ,明朝灭亡以后 ,朝鲜以“小中华”自居 ,因现实政治的需要 ,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 ,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 ,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 ,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 ,依从朱熹的思想 ,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 ,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代拟体”与“述”屈原——以代拟琴歌为参照,兼及“兮字歌”新考

《楚辞》中有屈作、非屈作之分,非屈作也多为以屈原口吻出之的"代拟"之作,入汉之后的《惜誓》《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九章》中的《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乃至《惜诵》,也可能是如此。它们皆是对屈原"慕而述之"之作。汉代琴曲歌辞演绎先秦人物故事,恰恰多为以第一人称代拟而歌之作,且多为"兮字歌";其代拟抒情,与琴歌多为自弹自唱有关。以此为参照,《楚辞》中的"代拟体"当是"述"屈原的特有方式。检索文献,知"兮字歌"并无南北之分,却多与弹唱有关,则"骚体"之多用"兮"字,或许也与弦歌有关。

羌塘西北部松西地区康托组火山岩年龄及意义

羌塘西北部松西地区沿断陷盆地发育一套中性—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主要岩性包括安山岩和英安岩,是青藏高原隆升阶段在藏北地区伸展拉张作用的产物。安山岩40Ar-39Ar同位素年龄为36.42±0.93Ma。结合区域资料认为松西地区火山活动时代为古近纪始新世晚期-渐新世早期。火山岩年龄的确定不但制约了新生代沉积地层的年代,同时也为藏北地区陆内拉张时代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为了推行新政,防范臣僚结党营私,屡屡兴起诏狱,不惜将涉案大臣送入诏狱严加审讯。下狱受审的大臣人数之多,在此前的北宋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臣僚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从而重创了当时的士风,侵害了宋代优礼大臣之祖制,给当时的朝政造成了重要影响。熙丰时期的诏狱,虽存有枝蔓株连、过度求治现象,但除赵世居案外,并未出现诛杀冤案,总体上仍能遵循祖宗不杀大臣之遗训。熙丰时期一系列诏狱的设置以及诏狱审判制度的制定实施,彰显了宋代的法制,是唐宋变革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些诏狱,对于进一步探讨北宋时期的政治不无意义。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无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