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分析《八哀诗》;对杜诗词语的考释、辨析,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更见杜诗风神。这些论析颇具特色与价值,是中国杜甫研究的补充和丰富。与此同时,不仅促进了杜诗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而且为杜诗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域外的杜诗评视角。

李瀷《诗经疾书》研究

朝鲜儒者李瀷以湛深之实学思想蜚声学坛,在《诗经》学方面亦有突出之成就,相关研究成果结集为《诗经疾书》问世。在研究方法上,李瀷勇于突越前人束缚,大胆怀疑昔贤成说,同时运用实证手段,批讹订谬,创立新见。《诗经疾书》之主要特色为继承《诗经》风教传统,在疏解诗篇时,贯注求贤治国之道,立身处世之方。训诂方面亦时有创获之功。但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经世致用,以致出现附会之失;抽离诗篇产生之历史背景,去历史而释诗,常有苛求前人、立论不稳之弊。对于一些具体诗篇的阐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瑕不掩瑜,《诗经疾书》确为朝鲜时代《诗经》学研究要籍,有必要对其作一番研究探讨。

韩国馆藏钤安鼎福藏书印《楚辞》钞录本考释

有关韩国古代楚辞版本研究,中国学者搜集韩国版本极为不易,韩国学者同样亦难以反观中国的楚辞文献。基于此,文章通过考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钤安鼎福藏书印的《楚辞》钞本之钞录体例、钞录者及训释内容,以期推进韩国的楚辞版本研究。

朝鲜朝后期实学家李瀷对西方灵魂论的接受与拒斥

李瀷为朝鲜朝后期实学大家,兼重朱子性理学与实学,也对西学有着颇为深入的研究。李瀷对西方灵魂学说持接受与拒斥二重态度,接受其中的“三魂”说,并结合《荀子·王制篇》的思想,推出了“三心”说;对于该学说中所含神学思想,李瀷拒斥了灵魂不朽、天堂地狱的观念。对于西方灵魂学说的接受与拒斥,李瀷主要站在儒学和实学的立场,并未以“异端之学”与“徇私要利”来评判之。

论朝鲜朝文人南龙翼使行汉诗中的华夷观

南龙翼于1655年和1666年分别以通信使和燕行使的身份出使日本和清朝,并根据沿途见闻分别撰写了使行日志《扶桑录》和《燕行录》,对两国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行了逼真的描绘,其中的汉诗更是真切地反映了南龙翼的华夷思想。一方面,受传统华夷观及其衍生的"小中华"意识的影响,南龙翼对日本和清朝的人文风俗表现出轻视与排斥的情绪,并更加追慕明朝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日本在社会经济及自然风貌上所展现出的繁荣景象,清朝国力的强盛和礼制方面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他固有的华夷观和"小中华"意识产生了冲击,使南龙翼的华夷观有别于其他同时期朝鲜朝文人,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华夷观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有一定助益。

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朝鲜朝后期即倭乱、胡乱以降,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一方面作为朱子学者在思想上普遍拥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因而其思想本质对于异端思想采取的是非容忍的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积极地研究来自西方的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当中。事实上,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西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瀷基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三魂论以及脑为知觉中枢的西欧医学理论,改变了退溪＂四端七情＂等论述,并试图寻求朱子学与西学理论在所有命题中都能无矛盾的统一。洪大容则基于大地为球形的地圆说以及地球不过是无数世界之一的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对于中国中心乃至地球中心的朱子学世界观提出质疑,并以此为根据发展出价值相对主义的思想。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相对化,正可说明由于西学东渐而发生了18世纪东亚的宏大宇宙观的转换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