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烬余书录》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张元济为幸免于“一·二八”之难的500余部涵芬楼烬余善本所编写的藏书目录,因其在我国近代藏书史和版本目录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极具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关于《书录》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涵芬楼藏书史事研究、《书录》内容整理与补正、《书录》体例和价值研究三类,其中以藏书史事的资料辑录与整理最为突出。后续研究应围绕“烬余书”本身和《书录》文本,结合一手史料,进行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

同乡、同事、同年、同道:《东方杂志》早期编辑作者群聚合途径考察(1904—1910)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聚集在报刊背后的编辑作者群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士人到职业报人的转变。《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其初创阶段(1904—1910)的人才聚集以同乡、同年之谊为核心,又有同事关系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人情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政治取向的共同性也不容忽视。

涵芬楼“目外书”辑考

1932年2月1日,庋藏大批善本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毁于日军侵略战火,为我国近代一大文化浩劫。涵芬楼的主持者张元济先生为劫后幸存诸书各撰解题,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共计收书538部。除了《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之书外,尚有数部涵芬楼善本存世,即为“目外书”。对这类书籍,前人已有所发现,但并未进行深入探究。文章将梳理“目外书”的发现过程,介绍笔者知见的数种“目外书”,探析其产生原因,以供学者参考。

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

续辑《槜李文系》的编纂活动由张元济、金兆蕃及葛嗣浵发起,历时14年,是嘉兴地方文献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保留的批校信息,结合张元济、金兆蕃的相关信札,能够大致还原续辑《槜李文系》的过程,并揭橥诸人保存乡贤文献时的编纂思想。虽然张元济与金兆蕃最后未能如愿将该稿本付梓,不过他们“藉言存人”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他们的编纂和讨论过程也是研究地方文献时的重要借鉴。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编审制度经历了由"编著一体"向"编著分离"的变迁过程。编审制度变迁之目的在于规范编辑职业,增强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制度变迁提高企业绩效。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叶德辉与《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是近代著名的善本丛书，它是在张元济的盛情号召以及学术版本目录名流的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套大型丛书。当我们在盛赞张元济对这套丛书的功劳时，往往也忽略了其他参与者为这套丛书的完成所付出的汗水，叶德辉就是其中一个被忽略的参与者。叶德辉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与张元济的私交甚笃，故当张元济号召刊印《四部丛刊》时，叶德辉即刻响应，井积极参与了刊印的工作．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要揭示其中一位积极参与者——叶德辉——在这项活动中的工作与贡献。

“我心头重重的黑影”——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一首艺术歌曲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经75周年了。然而反映"南京大屠杀"音乐作品,却实为罕见。作者发现在《良友》画报上,发表过一首艺术歌曲——《春恨》,正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音乐作品。本文考释了词作者罗家伦、曲作者张沅吉的身世、成就;对作品中提到的"华女士"等,也作了考证。对艺术歌曲《春恨》作了简要的艺术分析,指出该作品无疑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较高的历史价值,值得今人珍视。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他最早使用中文“图书馆”名称并加以实践,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民办图书馆,制定了我国第一份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章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教育杂志》创办动机考辨

关于《教育杂志》的创办动机,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商务印书馆为推销教科书而创办的。然而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无论是从当时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发行的情况看,还是从《教育杂志》的实际内容以及期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业的地位等方面看,这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真正理解《教育杂志》的创办动机,还要从当事人张元济和陆费逵的教育理想,特别是从商务的出版宗旨和文化追求来分析。"研究教育,改良学务"既是其办刊宗旨,也是创办《教育杂志》的直接动因。从更深层次说,践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诺言,开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图国家强大,才是创办《教育杂志》的真正动机。

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干

张元济与刘承干相知相交半个多世纪,张元济在古籍出版上得到了刘承干的无私帮助;而刘承干在成为大藏书家的过程中,张元济也时加援手。两人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从消极到顺应:五四时期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的文化运动。作为当时重要文化机关之一的商务印书馆,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在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从初始的消极被动,到顺应参与,反差甚大。这既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也与张元济等商务领导人及其人脉圈对时局的判断有关,更与商务本身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前期选择与张元济及其他领导人自身与逊清态度以及日本政商渊源密不可分;后来参与则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及商务印书馆的商业利益考量的结果。商务印书馆通过这一碰撞调整,既获得了商业利益上的巨大成功,也在学术界乃至政界赢得了很高声誉,开辟了企业梦寐以求的义利双赢的局面,在自身乃至近代文化出版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

“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配合晚清军事、政治变革及公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近六年间从西方、日本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材。尽管译书院负责人、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局限,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在学理上是否合理,目前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通过对张元济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历程以及其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考察,窥探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最后指出,两个看似"跨界"的界别同属特殊的"文化事业"行业,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至今缺乏的就是缺少张元济式的人,一个真正以"文化精神"办"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群体。

张元济与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组织文化

商务印书馆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关键,在于其特有的组织文化,而张元济则是这一组织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商务印书馆的组织文化,表现于其"以扶助教育为已任"的宗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严格规章制度的管理等方面,它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英国近代考古学家斯坦因和中国近代外交家、清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在1909—1910年有过几次交往,主要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斯坦因举办讲演会、英国中国学会为马继业举办讲演会以及张元济在英国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等事件有关。本文以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陈贻范、张元济致斯坦因信等资料为线索,对斯坦因和陈贻范相识、交往的经过进行了初探,为研究陈贻范的生平和张元济调查英藏敦煌文献的活动提供了新资料。本文认为,以陈贻范为代表的清朝驻英使馆外交官员没有将英国各报刊上关于斯坦因敦煌考古的信息通报给国内,是导致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的原因之一。

宏观文化抉择与政商关系经营——张元济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曲折前进

商务印书馆奠基于晚清末年,崛起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已经雄踞于中国印刷业的垄断地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过程,正值近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国际化的关键阶段。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意识到近代中国的国际化首先是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产品的交流与共享,只有如此才能打破本民族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种使命感确立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运作逻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运作逻辑;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的商业化运作逻辑。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构建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权势网络,这个权势网络的核心力量是北京教育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

民国时期百衲本《金史》刊刻述论

《金史》在元代刊行之后,明朝先后修成了南监本与北监本,清朝修成了殿本与局本,这些版本到民国时期已流通不多。一贯主张"书贵初刻"的张元济先生以元本为底本,精选其他不同版本相配补,并采用新式的古籍影印、描润技术,刊印了百衲本《金史》,虽然其并非佳本,但对后世学术实有裨益。

张元济推动国民教育之研究

20世纪初,中国还处在被列强奴役的时期,社会封闭,文化落后,国民认识观念守旧。张元济目睹国家受帝国主义的欺辱,萌生了救国理念。他借鉴西方发展经验,提出欲强国必改革,推动国民教育,实现教育救国。他开办通艺学堂,培养人才。他兴办新式学堂,普及教育之路,昌明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实现救国梦想。他用新式教科书开启民智,实现智民,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培养国家发展的合格之才。他倾心商务印书馆,广纳人才,出精品,强国民,兴中华,造就民族文化精英,服务社会需要。他毕生以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实现富国安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