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际利率的完备统计测度及其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我国通胀和产出的时序特征与经验拟合,本文对较长时期内的实际利率进行较完备的统计测度,并与确定性情景下的实际利率进行对比,讨论其估值偏离情况,特别是低估的水平、结构与诱因,同时从通胀和产出两个视角解释其变动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低增长和高通胀状态下,确定性情景必然低估实际利率。即便在低增长和低通胀状态下,当通胀预期偏离度小于其不确定风险补偿效应时,确定性情景仍倾向于低估实际利率,这是近端较长时期内实际利率明显低估的原因。第二,实际风险溢价(与产出及其变动有关)对实际利率的估值有重要影响。从通胀和产出对实际利率估值偏离的解释方向看,其同向解释和反向解释的时点之比约4:6,两者各占主导的时点之比约6:4。此外,基于未来可能的经济状态,分类讨论是否需要降息及降息空间,以及如何引导或降低实际利率。本研究结论以期给相关政策讨论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经济风险的实时监测:结构性拐点判别与预警信息辨识

实时监测经济风险、判别经济风险演化方向,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偏正态分布模型甄别经济风险的结构变迁路径,并基于驱动结构分解、概率分布矩、概率密度函数以及尾部风险等多维视阈,有效辨析经济和金融状况对于经济风险的预警功能。研究发现,首先,随着经济增长概率分布的风险区制由低到高,经济增长增速预期降低、波动区间扩张以及下行风险升高。其次,经济风险在2012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拐点,在突变点后,偏度系数由正转负,经济步入长期的下行风险通道。此外,经济风险在2019年以及2021年前后存在阶段性拐点,短期内经济上行概率较高。然后,经济风险的动态演化路径表现出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在极端事件冲击下,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增加。最后,经济和金融状况对于经济风险的预警功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经济状况无法提供经济风险的预警信息,而金融状况能够灵敏地识别与捕捉经济增长的风险信息,且在经济高风险时期,金融状况的预警功能更为显著。

房地产行业冲击下的系统性风险

房地产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本文首次就房地产行业冲击对我国所有行业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影响进行了压力测试.为克服以往二维压力测试无法刻画所有行业之间联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高维Copula(DHDC)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条件市值损失(CoMVL),它结合了已有风险度量CoES和MES的优点,又融入了市值信息,从而更好地测量负向冲击的影响.利用中国18个行业的指数回报数据,基于DHDC压力测试的实证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对其他各个行业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如果未来一个月内房地产行业累积收益率下跌20%,将会导致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业和采矿业的市值分别下跌10.14万亿元、0.81万亿元、0.65万亿元和0.42万亿元,收益率分别下跌29.10%、7.81%、15.27%和10.92%;房地产行业冲击对一个行业造成的市值损失75%以上归结于间接影响,即房地产行业通过影响其它行业而其它行业又对目标行业造成的影响.风险溢出网络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主要通过信息技术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业、水电煤气业和建筑业六个行业对制造业和金融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拓展分析还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时间越长,对其他行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越大;而且房地产行业负向冲击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同等幅度下正向冲击产生的影响,即当前稳定房地产下跌预期对防范系统性风险相对更加重要.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于全面理解和防范房地产行业冲击对其它各行业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引意义.

基于STPA和FTPN的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航行实时风险评估

为实时监测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航行过程风险,基于系统理论事故模型与过程(STAMP)建立MASS的安全控制结构,采用系统理论过程分析法(STPA)确定损失/事故和系统级危险,识别不安全控制行为并分析损失场景,构建系统状态转化过程模型;采用模糊时间Petri网(FTPN)建模,以设定的MASS航行场景得到相关模糊时间函数并推算FTPN的情态演进;引入新的风险水平表达式并通过系统实时损失/事故二维路径图来可视化系统的实时风险水平和系统不安全状态的转化路径。结果表明:设定的航行场景在当前时刻下,缺少安全水深输入、未更新避碰路径、航向航速不安全、搁浅是风险最高的系统不安全状态,并对应4条风险最高的转化路径;STPA驱动下的FTPN过程模型能全面评估MASS航行的实时风险水平,以系统实时损失/事故二维路径图作为可视化界面,用于监管MASS航行中不安全系统状态并描述其转化路径。

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实体经济的融资约束,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人力资本和绿色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降低金融风险能够缓解实体经济的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能够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效率;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虹吸效应。据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降低金融风险、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的作用,提高各省间数字金融协调度,以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当前房地产业风险状况及防范化解措施

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信心仍有待恢复。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快速下行,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危机仍未解除,对上下游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直接拖累经济增长。当前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危机实质是整个楼市的信心和预期的危机,当务之急,要多措并举,重塑市场信心,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经济风险: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引发区域内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上升。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通过恶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融资困难程度加剧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低市场化区域的企业、国企的财务风险受地方政府债务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相比全口径债务而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风险更具有放大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支出竞争加深了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税收竞争缓解了政府债务风险向实体经济的外溢影响。研究结论为关联化解政府与实体经济风险、推动地方政府有序竞争和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参考。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分级系统在慢性萎缩性胃炎实时诊断及危险分层中的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窄带成像放大内镜(narrow band imaging magnification endoscopy,NBI-ME)分级系统在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实时诊断及危险分层中的价值。方法收集40岁以上接受NBI-ME检查患者的内镜和病理资料,评估NBI-ME分级系统和组织病理学金标准—OLGA/OLGIM(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tis assessment/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assessment)分期系统的相关性及一致性。结果共纳入63例患者,男41例,女22例,胃窦和胃体部的NBI-ME评分和组织学评分的一致性均为73.0%,总体一致性显著(Kappa=0.695,P<0.05;加权Kappa=0.907,P<0.05),其中胃窦的一致性良好(Kappa=0.604,P<0.05),胃体的一致性中等(Kappa=0.487,P<0.05);Cochran-Mantel-Haenszel分析表明,高危NBI-ME分级(Ⅱ~Ⅳ级)的患者诊断为高危OLGA/OLGIM分期的可能性更高(P<0.0001),NBI-ME分级诊断高危CAG/GIM的敏感性为81.8%(95%CI:59.7%~94.8%),特异性为95.1%(95%CI:83.5%~99.4%)。结论NBI-ME评分与组织病理学评分具有较高一致性,它是一种简便、经济并实时诊断CAG及识别胃癌高危人群的检查及随访方式。

起始联合降脂策略对心内科门诊“极高危ASCVD”患者疗效及安全性观察——真实世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在真实世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观察心内科门诊“极高危ASCVD”患者在治疗起始阶段采用联合降脂策略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连续入组2021年1月至6月在湘雅医院心内科高脂血症专病门诊就诊的“极高危ASCVD”患者,根据其实际降脂策略分为三组:阿托伐他汀单药组;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折麦布组;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组。主要观察终点为治疗一个月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脂蛋白a[Lp(a)]、非-HDL-C变化,次要终点为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LDL-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变化及安全性指标。结果:无论哪种联合方式,在“极高危ASCVD”患者降脂起始阶段联合降脂治疗的疗效均显著优于阿托伐他汀单药组:LDL-C、Log[Lp(a)]、非-HDL-C、TC的降幅更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两种联合降脂方案中,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与联合依折麦布相比,LDL-C、Log[Lp(a)]的降幅更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C、TG有一定的降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LDL-C<1.4 mmol/L或<1.8 mmol/L”作为降脂达标的标准时,两组联合降脂治疗的LDL-C达标率均高于阿托伐他汀单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组的LDL-C达标率高于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折麦布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独或联合“LDL下降超过50%”的降幅为达标标准,三组均无人能达标。治疗后三组间的肝脏转氨酶水平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三组间心肌酶同工酶(CK-MB)均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阿托伐他汀单药组相比,两联合降脂组治疗组的血糖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折麦布组的血糖比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组的降幅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起始联合降脂治疗1个月对心内科门诊“极高危ASCVD”患者的降脂效果及LDL-C的达标率优于阿托伐他汀单药组。以LDL-C<1.4 mmol/L或<1.8 mmol/L为降脂达标目标时,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组治疗1个月后LDL-C达标率高于联合依折麦布组;以“LDL下降超过50%”的降幅作为降脂达标标准时,1个月内很难达标。门诊“极高危ASCVD”患者采用起始联合的降脂治疗1个月无不良反应。起始联合降脂策略可用于心内科门诊“极高危ASCVD”患者中LDL-C数值需早期达标的人群,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可用于需在1个月内LDL-C<1.4 mmol/L或<1.8 mmol/L的人群。

基于真实世界的难治性高血压临床特征和中药治疗组方规律分析

目的:探讨难治性高血压区别于非难治性高血压的临床特征,挖掘难治性高血压的中药治疗组方规律,为其有效防治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0年1月至2024年1月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济南市中医医院、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难治性高血压患者520例(难治性高血压组)和非难治性高血压患者550例(非难治性高血压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合并症、实验室指标等临床资料,研究难治性高血压和非难治性高血压在临床特征方面的差异,并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难治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或保护因素。从医院电子医疗系统中收集难治性高血压组患者的中药处方,应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分析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药性、归经及常用药物组合等规律。结果:与非难治性高血压组比较,难治性高血压组高血压病史更长(P<0.05),合并冠心病、脑梗死的患者占比更高(P<0.05),血钾水平更低(P<0.05),空腹血糖(FBG)、游离四碘甲腺原氨酸(FT4)水平更高(P<0.05)。FBG、FT4水平偏高为难治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钾为难治性高血压的保护因素。中药组方分析显示,使用频次较高的中药包括川芎、天麻、白术、茯苓、钩藤等,中药“四气”中寒性频次最高、“五味”中甘味频次最高、归经中肝经频次最高,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组合包括川芎-天麻、钩藤-天麻、川芎-当归、川芎-茯苓、白术-茯苓等。结论:与治疗非难治性高血压相比,治疗难治性高血压更应注重患者血钾、FBG和FT4水平的变化,积极采取干预措施;目前中医治疗难治性高血压多采用活血化瘀、平肝息风、健脾利湿类中药。

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采用TVP-SV-VAR模型探究不同地区区域内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对称信息下金融系统委托代理行为致使商业银行存在信贷配给,资金倾斜助长了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累积,一旦债务违约及泡沫破裂造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积聚,将引发区域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中房地产泡沫是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主导因素;经济次发达地区中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是引致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冲击;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金融风险是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与房地产泡沫共同作用所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应严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并对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等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实行“属性+对策”的差异化监管,构建风险治理的区域协作平台,提高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能力。

融资能力、偿债能力与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基于房企实际违约事件的实证分析

试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使用2017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实际违约信息,以2017—2022年A股及港股上市的139家房地产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融资能力、偿债能力对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融资能力、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对房企违约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地,反映融资能力的综合融资成本上升会显著增加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短期偿债能力与长期偿债能力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违约风险。此外,非国有企业对融资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更为敏感。希望能够对投资者的决策选择,房地产金融风险调控的政策选择以及评级机构的模型选择提供新视角和实证证据。

基于黎曼球面投影变换的船舶会遇风险感知建模

文中提出一种基于黎曼球面投影变换的船舶会遇风险感知模型,将船舶相对运动轨迹投影为黎曼球面上的相对曲线运动,利用黎曼球上船舶的相对速度与相对距离构建会遇风险模型.基于三种会遇局面和实际事故案例进行仿真,并基于案例与传统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作对比分析模型可靠性.结果表明:所提模型能有效地评估船舶会遇风险,实时可视化输出更为直观,便于辅助船舶避碰决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理论梳理、突出问题与政策建议——以湖南省为例

湖南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增强。但是,金融运行“脱实向虚”、结构性问题突出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需要引导信贷资源投入实体经济、做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文章以及扛牢维护金融安全稳定责任,不断助推湖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金融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区分金融化程度

当前我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趋势没有逆转,理论界多将金融化视为同质性,忽略了实体企业非过度金融化与过度金融化之间的差异。采用2007—2020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经济后果视角,分析过度金融化的绩效效应、风险效应和创新效应,并探讨何种类型的实体企业更偏好过度金融化。研究结果发现,相比非过度金融化,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显著抑制主业发展和企业创新,过度金融化降低了短期破产风险却加大了未来的长期破产风险。相比内部控制质量好、处于成长期的实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实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过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的特征在不同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研究有助于厘清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危害,为政府出台分类监管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高阶矩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房地产业转型逐步提速,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程度逐渐加深,科学衡量两个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变得尤为重要。基于GARCHSK模型和DY溢出指数模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溢出机制及各阶矩风险溢出,聚焦高阶矩风险溢出。研究结果表明,两市场间存在具有显著时变特征的双向风险溢出;多数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风险的净传递方,且对不同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情况有所不同。根据研究结果,围绕市场监管者、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绿色金融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动态视角下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

基于Credit Metrics模型动态度量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运用双重ΔCoVaR模型分析框架量化其对单家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溢出,将总体溢出分解为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考量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传导途径。结果显示:一方面,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近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对银行业风险溢出显著,尤其是大规模债务违约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的间接溢出大于直接溢出,且高(低)系统重要性银行产生了更大的间接(直接)溢出,表明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由于与其他银行的业务联系密切,其贷款信用风险更易引发银行业内的连锁反应从而间接刺激风险爆发;低系统重要性银行因为依赖少数大型客户贷款,面临信用丢失时缺乏强劲的风险缓冲能力,更可能直接对银行业的稳定造成显著破坏。

日本房地产泡沫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镜鉴

2021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出现根本变化,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和价格均出现明显回落。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环顾全球经济发展历史,日本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的经验和教训最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政府应对措施存在重大失误,耽误了政策救助的最佳时机,叠加经济基本面和人口的长期走弱,造成了私人部门长期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导致日本在房地产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我们要认真吸取日本的教训,尽量避免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提前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等。要增强经济的自主性,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推动符合未来时代需求的高科技等产业发展。

真实世界中2型糖尿病患者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的心血管安全性

目的:评估真实世界中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在二甲双胍治疗基础上联用西格列汀对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的影响。方法:使用来自宁波市鄞州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真实世界数据,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在平台中具有诊疗记录的T2DM患者。根据其用药情况,将其分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组(联用组)以及二甲双胍单用药组(单用组)。根据用药索引日期构建一系列回顾性队列,并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将可能与结局有关的基线协变量纳入模型,用单用组研究对象匹配联用组研究对象,以增加组间基线特征的可比性,构建最终的回顾性队列。随访终止时间为结局发生、死亡或者是研究结束时间(2022年12月31日),以先发生者为准。观察结束后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算两组间三点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3-point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3P-MACE)复合结局(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以及各次要结局发生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倾向性评分匹配前,联用组基线使用胰岛素、α糖苷酶抑制剂、钠-葡萄糖转运体2抑制剂(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SGLT-2I)、格列奈类降糖药的患者比例大于单用组,且联用组基线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与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HbA1c)水平高于单用组。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联用组和单用组各纳入5416例研究对象,组间基线特征均得到有效平衡。两组3P-MACE的发病密度分别为6.41/100人年和6.35/100人年。与单用组相比,联用组3P-MACE发生风险不增加也不降低(HR=1.00,95%CI:0.91~1.10)。次要结局比较,联用组患者心血管死亡发生率低于单用组(HR=0.59,95%CI:0.41~0.85),未发现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与心肌梗死和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HR=1.12,95%CI:0.89~1.41;HR=0.99,95%CI:0.91~1.12)。结论:在我国宁波市鄞州区T2DM患者中,与单用二甲双胍相比,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治疗可能降低心血管死亡的发生风险,且不增加或减少总体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研究结果可为西格列汀的心血管安全性评价提供真实世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