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诉讼代表抑或诉讼担当?——从“康美案”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

“康美案”首次适用《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之特别代表人诉讼,但此“代表人”是否属于传统代表人诉讼之理论范畴,对此需探讨第95条第1、2款与第3款之间的关系,并以诉讼担当理论为基础,揭开特别代表人诉讼之面纱——以诉讼代表之名,行诉讼担当之实。同时,对于法条之间的关系而言,第94条第3款与第95条第3款规定赋予投资者保护机构不同法律地位与身份,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不断持股,第94条第3款规定的股东代位权诉讼,相较于特别代表人诉讼“高门槛”的特征以及“低回报率”的可能性,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股东代位公司参加诉讼显然在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都更具优势。这种优势会导致程序选择上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适用,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积极持股,终会逐渐让位于股东代位权诉讼。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思路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基础是共益权,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必须结合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一并予以考虑。在当事人适格方面,决定原告资格的惟一条件是股东的公正性和代表性;被告的适格问题必须与公司的诉讼地位一并考虑,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共同诉讼的参加人。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且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与公司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适当地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封闭型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以“股东直接诉讼”为切入点

“股东直接诉讼”以《公司法》第152条为依据,是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但该法条被置于《公司法》的“董事等高管义务与责任”章。通过对第152条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该制度缺乏适用空间,究其根源在于:董事等高管受任于公司,且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在我国,董事等高管信义义务的受益对象只能是公司而非股东,董事等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无法构成。另外,司法实践还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封闭型公司中股东权益遭受损害主要来自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虽现行《公司法》第20条对股东“滥权”行为进行了规范,但由于其过于简陋,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公司法》的修订不能仅停留于完善关于“控制股东”的行为规范,更应从体系层面予以考量:将公司组织类型划分为封闭型公司和开放型公司;根据不同类型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不同表现,分而治之,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实现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目的。

美国并购集团诉讼的剖析与借鉴

美国并购集团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别于派生诉讼或证券欺诈集团诉讼的诉讼模式,一经产生即发展成为美国股东诉讼的主导形式。由于并购集团诉讼在促进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与诉讼代理成本实质减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已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并购索赔案的首选。本文从剖析美国并购集团诉讼的优势入手,比较美国并购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差异,立足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乱象,分析我国引进并购集团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在我国并购集团诉讼制度移植策略与建议。

德国监事民事责任制度在实践中的障碍

对于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来说,尽管公司法、证券法等实体法为他们设定了很多的义务和责任,期望以此来促使监事尽职履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责,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由于德国按照部门法划分传统实体法的制定和程序法相分离,以致于在程序法中的相关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实践中,德国股份公司监事在违反他们的义务而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最终实际承担责任被程序法中的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大大减轻。由此启示我们: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应当进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考量,并对于现实社会中其他影响法律运作效果的因素和机制一并予以考量。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浅析

在公司利益受到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时,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有效地维护中小股东及公司的权益,实现公司的有效治理。基于此,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本文通过对以日本商法典为中心的各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的新修订和有关具体制度进行评析,从而建立和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比较法视角下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在借鉴国外立法和论证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 ,我国已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也论股东派生之诉

股东派生之诉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该诉讼的目的是便于少数股东督促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士严格履行其职责并保护公司的利益。股东派生之诉被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05年大幅度修正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但是,第152条的规定存在许多概念性的问题。例如,股东派生之诉是否又可称"股东代表之诉"?股东是否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等等。同时,许多有效的机制也没有设立,例如,股东诉讼担保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等。为此,本文试图澄清许多存在误区的地方,并提出一些完善第152条的建议。这样,就会使得第152条既方便少数股东采取行动威慑董事或管理人士的行为,又不至于使这种诉讼被滥用。

股东代表诉讼法律后果的探讨

文章借鉴外国法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股东代表诉讼后果,探讨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赔偿原则,原告股东和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判决的效力等问题,以期提出完善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建议。

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中小股东的诉讼问题——浅谈中小股东权益救济之诉讼途径

从我国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现状,分析公司法和证券法上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主要缘由及状况;比较我国目前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两种诉讼制度及单独诉讼、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三种诉讼提起方式各自的适用案情和优劣。通过比较分析两种诉讼制度与三种诉讼方式之间的关系,得出在非证券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两种情况下中小股东权益受害后提起诉讼的最佳途径以及相关制度建议。

香港特区的法定衍生诉讼与实践——对内地衍生诉讼制度的启示

香港立法会在2004年7月23日通过《2004年公司(修订)条例》,将法定衍生诉讼添加到《修订条例》之中。新订条例第168BA至168BK条规定:公司成员(股东)在特定的情况下具有法定权利,可代表该指明公司提起诉讼或介入该指明公司所属诉讼一方的诉讼。我国内地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已规定了股东衍生诉讼制度,但与香港特区的相关制度相比,则反映出其规定过于笼统,仍存有许多完善的空间。

韩国公司法修改试案与中国公司法之比较——以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年来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对同是大陆法系的近邻韩国的研究则不多见。2006年韩国公司法修改试案的颁布是一次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极大完善,引入了非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制度、扩大董事的义务、股东大会运营的IT化等,这些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我国公司股东派生诉讼问题探讨

股东派生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它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因此在正当当事人确定、诉讼管辖、证明责任分配等等问题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正当原告是提起诉讼的股东,正当被告应该是侵害公司利益的全体股东或全体董事,公司不是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以此为基础,对股东派生诉讼应实行特殊的诉讼管辖以及证明责任倒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实施《公司法》中股东代表诉讼研究

股东代表诉讼兼有代位诉讼和代表诉讼的双重性质,股权中的共益权是股东诉权的基础。实践操作面临的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的计算、诉讼结果的归属等问题有赖于程序法的界定,其间必须突破现有的传统理论,民事诉讼法不妨以此为契机做出调整,以推进整个经济法制的发展和繁荣。

试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诉讼机制

论述了股东代表诉讼和集团诉讼两种诉讼方式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用及其缺陷,在肯定我国新《公司法》明确提出股东代表诉讼的重大意义下,提出我国应该积极引进集团诉讼,使股东代表诉讼和集团诉讼相结合,完善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机制,从而更好得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收购中少数股东利益保护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收购公司通过要约收购、协议收购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目标公司一定比例有表决权的股票,从而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目的的法律行为。由于少数股东持股处于弱势地位、理性选择以及外部监管不力等原因,致使少数股东利益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极易受到损害,而这些损害主要来自于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对于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不仅有利于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而且也是股东权平等的必然要求。少数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来维护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