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打”若干问题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我国开展“严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更好地实现“严打”斗争的预期目 标,我们就必须明确“严打”主体,体现工作重心;细化“严打”对象,明确“严打”目标;研究“严打”斗争策 略,体现“严打”特色;控制“严打”成本,提高“严打”效益;巩固“严打”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严打”政策的问题分析——基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

“严打”政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存在具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该政策自施行以来,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20多年的政策实践,其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对该政策进行全面认识。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严打”整治斗争的回顾与展望

近二十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呈现出变化和不同特点 ,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新形势下 ,如何进一步坚持和深化“严打”整治斗争 ,努力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维护稳定 ,服务四化”的神圣职责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 ,首先 ,要正确认识“严打”整治斗争的必要性 ;其次 ,将“严打”整治斗争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要遵循法制原则下的“严打”整治 ,是深化“严打”整治斗争的重要方面。

“严打”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联的重要刑事政策。笔者在充分肯定“严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有效性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刑罚效率观与刑法正义观相结合的方法，侧重研究“严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而认为，站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高度，“严打”

“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

针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及实践之理论评价 ,有“反对说”、“肯定说”和“反思说”之分。虽然不能否认“严打”政策本身由于其具体设计缺乏可操作性 ,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争论 ,但更重要的 ,是由于一些司法部门在贯彻这一政策的实际行动中 ,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原则及“严打”政策的初衷 ,造成了负面影响。“严打”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性术语。因此 ,如何科学地对待“严打” ,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严打”的问题 ,也就是应当把“严打”逐步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中。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在“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 ,与会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是探讨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 ,指出我国刑事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促进和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方向和补缺上。二是分析了“严打”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适用。开展“严打”活动的必要性在于 :一方面 ,是社会转型期严峻犯罪形势的要求 ,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另一方面 ,以我国刑事法律为依据 ,符合刑罚的目的 ,也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种规律性做法。正确适用“严打”政策要做到 :前提和基础是依法 ,对象和时间要特定 ,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三是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会代表从产生“严打”的思想基础、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功能与犯罪控制角度 ,以及“严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建议开展“严打”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做好“三个转变” ,建立科学的标准 ,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积极开展司法改革 ,转变刑法观念。

论“严打” 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在“严打”过程中,如何在现有的立法范围内正确处理死刑适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严打”所要求的“从重从快”的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控制死刑的适用。因为犯罪原因的产生是多方面,社会自身因素有着一定的责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刑事政策是我们合理控制死刑的依据。

“严打”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西藏地处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沿 ,长期面临达赖集团的干扰破坏 ,国际敌对势力也企图把西藏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从西藏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出发 ,以史为鉴 ,“严打”是必要的。同时 ,“严打”还应结合西藏的实际进行。

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论“严打”的犯罪学根据及其实践的若干问题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犯罪学根据。在法治国进程中,实施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包括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要合理界定严打对象,要实现严打的人权保障宗旨。"严打"的价值和作用,现有积极的意义又不可估价过高,要把"严打"和"惩治"结合起来,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 ,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 ,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 ,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 ,两者是不相容的 ,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 ,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 ,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 。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正视生命,匡正刑罚,慎用死刑——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自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以来,我国死刑立法规模急剧膨胀,适用总量居高不下,因而有必要对死刑适用总量、范围、对象进行合理控制。以贯彻“少杀”方针,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

作为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能在短时期内改善社会治安形势,符合民意和政治需要,但是严打刑事政策破坏法治原则、背离正义原则、达不到功利目标,因而应该被废除,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原因,用良好的社会政策去减少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