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走弱三重压力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解析

以新形势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验证为基础,构建三重压力经济增长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财政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在供给冲击下,政府为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往往对工业部门实施政策支持,导致“鲍莫尔成本病”,产生制度层面的产业结构扭曲;工业品消费可以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故从消费层面调整工业品与非工业品在总消费中的结构占比可以促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在预期走弱影响下,通胀对利率的反应程度较低,央行就很难通过降低利率实现货币政策效果,且容易产生金融抑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度加大。从产业结构扭曲的制度层面与金融抑制的金融发展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包容性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依据包容性创新的作用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契合性,找到了收入分配结构、内需和产业结构3条路径,利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包容性创新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条路径的有效性,并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包容性创新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容性创新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分区域来看,包容性创新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力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的态势.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就如何通过包容性创新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境况，而是指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NI能否达到12196美元（12276美元或124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中国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显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已经接近高收入水平。目前国际上仍有部分人质疑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面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不过中国具有经济结构合理、科技创新活跃、政治社会稳定、文化自信保障等条件,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跨越“贫困陷阱”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略论国情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影响

新中国64年的历史,既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走向"小康社会"的工业大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其间历史悠久、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多民族、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尚未实现以及党的领导和大国等基本国情,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和转变起到了最根本的作用。所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国情出发。而在这个长时段中,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国情实际上也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国情的"变"与"不变"成为影响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定发展方针政策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以及指导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四个全面”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当前,我国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为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跨越奠定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为跨越提供动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为跨越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跨越提供政治保障。

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技术创新陷阱、收入分配陷阱、城镇化陷阱和国家治理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最为关键的“四大陷阱”。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微观人力资本机制,提升积累水平和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分工,推动技术创新,破解技术创新陷阱;通过缩小劳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代际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破解收入分配陷阱;通过提高融入城市的机会和能力,实现经济融入,破解城镇化陷阱;通过宏观国家治理重心转移机制,扭转投资偏好、效率偏好和增长偏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破解国家治理陷阱。可见,加强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有利于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

未来一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考验。由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因而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特点。兴利除弊地驾驭老龄化,对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既要充分利用未来十多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后期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又要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的挑战;还要未雨绸缪,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养老金逼近"警戒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破解之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理念,并以人均国民收入一定数额为标准,对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分析,论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揭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面临的问题;依据国际经验教训和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

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不再通过大规模粗放扩张追求经济的两位数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当前最重要的是着力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前者应以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为重点,后者包括放松政府对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管制、降低服务业税负、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等等。

以新型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研究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发现新型城镇化能够释放有效总需求和长期总供给能力,并产生相互促进的耦合效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并提出如下建议:以产业化和服务化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结合,重视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坚持市场主导的内生发展路径;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推动人口城镇化。

论忧患意识是确保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强大精神动力——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体会与思考

从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回顾历史、剖析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各主要部分来分析,可以发现强烈的忧患意识充满字里行间并且贯穿于始终。文章结合讲话中"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和"三个没有变"的提法,尝试对"四大考验"和"三个没有变"进行了破题式的分析阐释。再从我党90周年的发展历程来分析,无论是创建成立、执政伊始,还是领导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警示力、保障力和爆发力所在。接着,从当今中国发展实质来分析,通过用攀登山峰来比喻中国经济的上升,提出中国下一步将要面临着以"中等收入陷阱"为集中表现的能否调整发展心态、能否跨越发展阶段、能否转变发展方式、能否改善发展环境和能否突破发展瓶颈等五个方面的巨大挑战,由此认定当前是中国发展的最紧要关头,因而也是有充分理由增强忧患意识的关键时刻。最后,从忧患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对忧患意识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如何切实增强、如何转化为行动等三个基本问题,分别展开了研究分析,提出无论何时何地,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是确保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动力。

降低要素投入摩擦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根据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已进入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中国面临着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风险。本文在分析要素投入摩擦影响总产出的机理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文献对中国调整成本大小的测算,从降低要素投入摩擦的新视角,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并就实现该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及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健康运行是由经济体实施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在于这三个要素的配置失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诸方面均已显现出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把经济发展重点由强调速度转向结构调整,实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观点综述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亚洲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拉美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它们的教训同样值得吸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十三五"规划将2016—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界定在6.5%以上,但这一宏伟目标能不能实现,跟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度相关。文章对部分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比较分析后,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状况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十分显著。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描述性分析中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X-Y曲线关系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契合度很高。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的门槛条件:一个内生技术进步解释

按照广为流行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我国目前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过这一概念还需要理论上的澄清.把资本积累外部性引入经典索洛模型,通过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作用机理.论文构建ARIMA模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人均产出和资本正外部性程度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机制下资本存量投入始终表现为经济正外部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显著.而要想打破“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均衡状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超过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门槛,经济才可能向收敛于高收入水平方向运动.研究表明,通过更好地发挥资本积累外部性作用,有希望在未来五年或稍长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失衡

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将向高收入国家跃升。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规避我国"中等收入陷阱"应主要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具体对策是: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转变为共享式增长机制;大力发展农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大力支持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就业来控制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强对再分配领域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