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议题发展动向及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自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IPEF以来,其进程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联通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的谈判突飞猛进。IPEF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在经济贸易议题上的内容却越来越具体,新趋势、新动向也日趋呈现。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IPEF与TPP、RCEP、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贸易议题进行比较,认为IPEF贸易议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可能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为降低IPEF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议题创新,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印太经济框架”下供应链协议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

“供应链”支柱是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的重要部分,在四大支柱谈判中率先达成并发布正式文本。在防范供应链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目标下,美国试图通过构建“供应链同盟”对华推行“去风险化”战略,重新确立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供应链协议的出台将与美国其他遏华战略形成“联动”,通过制定推广“美式”标准规则,加速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外移,遏制中国关键产业供应链发展,并进一步加剧印太地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此,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合作机制为平台加强对外供应链合作,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提升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国际经贸规则供给能力,以应对“印太经济框架”下供应链协议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美国推动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意图和复合影响

二战后,美国始终坚持树立全球领导力,并将长期实施对印太地缘政治尤其是对中国的牵制视为主要战略方向,而美国牵头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其重掌印太经济主导权的关键一环。拜登政府基于对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影响力的体系刺激因素、“选择性遏制”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美国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意象感知以及美国国内施政环境等综合考量,推出了具有“小多边主义”特征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行中,美国致力于在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与反腐败等领域施行“政治经济双向排华”,这阻碍了印太地区经济融合进程,削弱了中国经贸治理话语权,损害了中国对外事务的核心利益。为应对该框架所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压力,中国应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区域多边合作,以改革开放优化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实力,从而提升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引领能力。

“印太经济框架”的议题整合功能及其局限

2022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是拜登政府升级“印太战略”、推行“中产阶级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不同于传统自贸协定,IPEF发挥议题整合功能,呈现出“议题清单”的特征。拜登政府通过将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供应链政策、清洁能源与气候政策、基础设施投资竞争、反腐“长臂管辖”等反映自身偏好的内政外交议题整合入谈判框架中,以“区域经贸合作”之名,行地缘经济竞争之实。IPEF整合的议题并非区域国家的共同关切,缺乏实质性激励;经贸规则的“美式模板”难以被区域发展中国家完全接受;整合而非捆绑的谈判方式可能导致部分议题成果有限;部分议题的受重视程度以及“贸易”支柱谈判的存续与推进将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可见,IPEF对中国的周边经贸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该框架在寻求达成实质性成果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现实困难。

“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印经济关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2022年美国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作为创始成员国有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主观意愿,中国也必须面对美国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客观事实,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中印经济关系必将受到IPEF的影响。本文分析了IPEF对中印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建立博弈模型探究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印度参加IPEF将使中印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合作阻力增大,但中印经济关系的本质仍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国反制及其成本引起印度损失的大小将会影响印度参加IPEF的概率。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关系,增强印度对华经济往来的获得感和依赖度,降低IPEF对印度的吸引力。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扩展广度和深度分析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对外扩展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平台。本文结合IPEF核心国家签署协定的多个章节内容,综合分析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IPEF核心国家的扩展广度和深度。从扩展广度来看,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已在代表性协定中广泛纳入“美式模板”议题;印度仅部分涉及“数据流通和获取”及“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未承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从扩展深度来看,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缔约方在原则性条款“数据流通和获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及“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中的承诺可对标“美式模板”第2阶段或第3阶段的雄心水平,但受制于“一般例外”或“负面清单”,综合约束力与这些“美式模板”标准存在差距;印度则对“美式模板”核心议题的承诺水平较低,接近于“美式模板”第1阶段。IPEF国家将基于此扩展情况调整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策略。中国可着眼上述协定的多部分内容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推动“一带一路”数字贸易规则共建,以应对IPEF带来的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美国与印太地区13个国家共同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并启动了框架谈判。该框架致力于构建互联、韧性、清洁和公平的经济合作模式,确立了贸易和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败四大支柱。“印太经济框架”并非传统的贸易协定,不涉及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问题,谈判采取“模块化”“一国一策”的方式,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拜登政府主导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是弥补后TPP时代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缺位,服务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重建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的主导地位。该框架未来可能会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构成一定挑战,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脱钩”的风险,冲击“一带一路”倡议。但该框架先天不足明显,缺乏市场准入等激励机制,其“高标准”在亚太地区难以落地,而且拜登政府能够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有限,框架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为应对该框架带来的挑战,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亚太各国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供应链安全等关键领域,提高制定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走向及其面临的制约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退出TPP后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一次努力,构成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对“印太经济框架”提出、推进与美国亚太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印太经济框架”回避关税减让等传统贸易安排,侧重于产业布局,将使美国政府以更大的力度直接干预企业在国际上的微观行为;美国的市场、技术、资金对他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国家希望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对于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经济成本、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存在顾虑。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过程中,美国面临着为了服务其在亚太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的,将会导致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碰撞、市场驱动力不足、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利益交换不平衡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信誉度下降等方面的问题。

产业竞争与规则重塑:“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新战略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对内希望振兴美国经济,巩固执政基础;对外力争完善亚太地区经济战略,重塑美国的地区经济霸权。实质上,拜登政府旨在通过“印太经济框架”,以产业竞争与规则塑造两大抓手打造美国资本、技术的亚太辐射体系,将地区经济合作纳入对华战略竞争轨道,扰乱对华经贸投资和产业安全稳定,抑制中国产业升级,打压中国经济竞争能力,确保美国在未来对华竞争中的持久性优势。但是,“印太经济框架”有悖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罔顾地区国家扩大区域合作促进疫后复苏的根本诉求,注定其未来之路将越走越窄。中国应立足自身优势,着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提质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冲“印太经济框架”的负面影响。

东盟七国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向与影响——基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视角

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东盟七国参与IPEF的动因在于通过加入IPEF增进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IPEF四大支柱迎合了东盟七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IPEF其他成员国在东盟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IPEF四大支柱实施方案的相继出台,东盟七国立足《东盟印太展望》,调整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应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东盟七国参与IPEF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价值链重构将削弱中间产品贸易的基础,加剧清洁能源的区域竞争,阻碍中资企业对美的“迂回出口”,提高中资企业大型投资的税负成本等。

“印太经济框架”的意涵、影响及其前景剖析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为填补“印太战略”经济短板,重塑美国“同盟体系”,巩固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全面遏制中国发展,选择性继承特朗普时期的部分政治遗产。拜登在访日期间抛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简称IPEF)。IPEF作为美国单方主导的规则议题,鼓操“共同的民主原则与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意识形态色彩与“圈子化”“模块化”“拼盘化”等鲜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与此同时,IPEF将受美国政党极化、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成员国接受与融入程度、国际社会反响、中国发展韧性等诸因素制约,要及时评估IPEF谈判议题、发展进程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做到有备无患。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本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与印太地区的13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开展印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印太区域制度整合方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行动纲领,其未来必将会对我国的海外市场、供应链稳定、区域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区域各国制度整合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影响和挑战,我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整合“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推出区域数字规则的“中国方案”,构建我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RCEP为抓手,推动区域制度整合。

“印太经济框架”:过程、内容与应对

自2010年以来,美国对华经济防范色彩越发浓厚,美国连续三任政府都相继出台了旨在牵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经济战略。拜登就任后,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战略遗产”的基础上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新型区域经济战略,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互联经济、弹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重点聚焦于数字贸易、供应链、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资本流动规则等领域。“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加快部署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国际制度工具。面对美国的战略攻势,中国不仅需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提升实力,打好战略防御的国力基础,还要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和态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此外,中国要更加重视东盟和欧盟的作用,一方面全力打造自己的战略经济腹地,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争取最广泛的合作伙伴。

从“印太经济框架”看美国小多边主义的滥觞与因应

“印太经济框架”是在去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小多边主义实践,旨在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小多边主义制度的重要尝试,而“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在经贸维度的具体展开,该框架符合小多边主义制度的特征,具有显著竞争性。美国推行“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多边体系自身困境、国家利益与多边体系冲突以及小多边主义可实现国家利益等成因。“印太经济框架”等小多边主义制度能解决现有多边体系的特定问题,但会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造成冲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正视多边主义面临的潮落,谨慎调整国际经贸战略,探索相关合作新机制。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迄今经历了酝酿、筹备吹风和启动谈判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涵盖了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大主要支柱。本质上,这一框架既是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补充和强化,也是对其“美国优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既是美国在印太构建“排华经济圈”、主导构筑区域合作新架构的一种新尝试,也是其“刻意”向亚欧盟伴释放的一种外交信号。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短期内对我国的实际影响较小,但仍应警惕和防范这一框架对中美战略竞争、我国周边国际环境与对外关系、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秩序稳定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长期负面影响。

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并提升美国及其盟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利益攫取能力。这一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布局有以下特征:基于双边合作的机制嵌套、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遏华倾向,以及美国主导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塑造。美国在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盟伴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抵牾、美国对地区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意愿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以及美国试图动员地区国家协同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与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存在矛盾等。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关键矿产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矿企在地区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产业合作效能等因素,也将在减缓此类负面冲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印太气候战略与绿色联盟构建--地区绿色发展、绿色规则与气候安全新变局

建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试图重拾“全球领导力”的关键战略支柱,美国正在印太地区积极构建多层次“绿色联盟”以争夺印太清洁能源创新的竞争优势,占据印太能源贸易市场和碳市场主导权;构建新的绿色规则以压制中国技术、产业与投资,重新搭建基于气候安全的印太安全架构。印太地区以绿色发展、绿色规则和气候安全为支柱的新格局正发生深刻演变。域内国家需要携手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统筹发展与安全共同应对。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