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值全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左＂倾错误,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停滞。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当时全国的大背景下 ,北京市实际上选择了“以钢为纲 ,高速度发展原材料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这一战略的实施 ,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 ,水、电供应紧张以及环境的严重污染。这一时期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教训证明 :从北京市的自然生态状况和城市性质出发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

试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本文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应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本文侧重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

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思想遭到扭曲 ,群众体育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成了宣传政治斗争、美化“革命形势”、鼓动个人崇拜的政治工具。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脱产搞体育的形式 ,既妨碍了生产劳动又背离了群众自愿原则。这种表面上的群众体育“高潮”,是在社会动乱、经济衰退的局面下出现的一种畸形“兴盛”。在“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夹缝中生存的群众体育伴随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 ,呈无序发展态势。

“文化大革命”起因探讨——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缺失的视角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值得永久性地反思。现有的研究局限于政治学的视角,未能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也为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基于新制度经济理论的视角,制度缺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内部制度缺失、外部制度缺失和代理人权威悬空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学术界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 ,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 ,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

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例如:当时的下放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关系如何?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识青年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教学“革命”

文革十年,学校变为政治斗争的战场,是受破坏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社会领域之一。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被要求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与现实的生产劳动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学科课程与教学被大量压缩合并,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被各种新尝试取而代之。师生还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文革期间,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丧失殆尽,留给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基本认识,并讨论了制度作为决定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中的特殊地位。

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呈现极其复杂独特的面貌。错误的发展趋向以“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交织为特征，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表现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前者起主导作用，其中严重错误、历史局限与反革命阴谋并存；后者的体现蜿蜒曲折，却极具韧性、策略性和上升性；两者之间的渗透交织及共存于同一个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两个趋向的矛盾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文化大革命”研究之现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华文世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有了较大地发展。本文以中国大陆为主 ,兼顾港台及海外华文世界的有关著述 ,对“文革”研究中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主题与内容、方法与手段、发展趋势与特点。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

历史已经判明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由全国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起来的 ?除了理论的错误和体制的缺陷等原因之外 ,不能不说与 2 0世纪 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准备 ,还是群众思想的动员 ,也无论是运动对象的锁定 ,还是各级干部警惕性的解除 ,都与中苏论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