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漂绿”问题识别及协同治理

基于当前企业“漂绿”行为的增加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迫切需要,从企业、市场视角,利用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深入分析了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组织惰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造成的“漂绿”现象及其形成机制,提出政府与企业、媒体与利益相关者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合作,构建治理“漂绿”问题的协同治理路径,为发挥政府引导、媒体曝光与公众监督的作用,增强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与协作,创造企业内外部良好的环境,共同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提供借鉴参考。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漂绿”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企业“漂绿”现象愈发凸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的有效方案,聚焦于2012—2022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探究了企业战略差异度与其“漂绿”行为之间的关联。深入分析后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其“漂绿”程度呈正相关,且对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战略差异度的探讨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的研究

在追求“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我国绿色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一些企业却以“绿色”之名行牟利--“漂绿”。文章梳理了国内外经典期刊中的文献,对“漂绿”行为的界定类型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企业“漂绿”行为的驱动因素。为了遏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打造健康的绿色金融市场,需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绿色金融市场环境,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基于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已被证实对研发操纵等企业投机行为具有治理效应,“双碳”目标下,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企业“漂绿”行为会降低3.42%。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民营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漂绿”行为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有助于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漂绿”行为治理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政治关联与企业“漂绿”行为

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的工作重点。从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出发,探讨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为探究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治理机制,引入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度越高,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好,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研究对推动企业“漂绿”治理、促进企业切实履行环保责任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的逻辑与策略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创新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减少“漂绿”行为的发生;促进信息对称流通使“漂绿”行为难以藏身;助推多元协同共治提高“漂绿”治理效率。然而,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漂绿”协同治理也面临治理制度安排滞后、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鸿沟亟待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效性不足等难点问题。为此,需要强化“漂绿”协同治理的制度约束,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对“漂绿”行为的精准、高效治理,实现企业绿色发展。

企业“漂绿”、公众网络参与度与财务重述——基于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文章以2016-2019年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了财务重述、企业“漂绿”与公众网络参与度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漂绿”对财务重述有抑制作用;公众网络参与度对财务重述有抑制作用,在企业“漂绿”和财务重述中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无论在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中,企业“漂绿”对财务重述均有影响。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智能区块链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基于缓解“漂绿”困局的视角

绿色金融是帮助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漂绿”行为。在传统绿色信贷模式下,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代理冲突,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难以实现互信。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智能区块链的数字化绿色信贷,来化解“信息孤岛”效应,并构建了传统绿色信贷和数字化绿色信贷两个演化博弈模型来探究智能区块链对于绿色信贷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漂绿”行为是影响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2)智能区块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建立声誉机制,可以有效缓解“漂绿”困局。研究结论丰富了“漂绿”行为的理论依据并为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

企业“漂绿”行为研究综述与展望:概念、测量与影响机制

文章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广泛梳理,深入探讨了企业“漂绿”的概念、衡量方法及其对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漂绿”作为一个多维度且复杂的现象,尽管其定义在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但已逐渐展现出向客观性发展的趋势。“漂绿”行为不仅普遍存在,还对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包括负面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模仿行为在地区企业中的扩散,以及在资本市场上引发的价格波动和信息效率的下降。当前关于“漂绿”的研究虽然丰富,但国内外对其深入理解和系统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未来研究应加强对“漂绿”概念的标准化定义和衡量方法的建立,扩大研究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涵盖更多非传统群体如员工和供应商。此外,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的应用有潜力提高“漂绿”行为的识别精度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企业和市场带来更高的透明度和效率。综述和展望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促进对“漂绿”现象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企业ESG实践是否悖离利润最大化目标?——兼对“漂绿”现象的财务动因探析

企业ESG实践与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的关系关乎微观经济主体绿色转型的积极性与有效性。从长、短期视角对企业ESG实践的财务表现效应进行研究,以检验企业ESG实践是否与传统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离,并由此解释ESG“漂绿”现象频发的财务动因。研究显示,企业ESG实践在短期内对财务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内则会助力财务表现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ESG实践短期内与财务表现的冲突主要源于“成本效应”——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是激励企业ESG实践“漂绿”的财务动因;外部竞争环境在ESG实践的长期财务表现效应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外部信息环境在ESG实践的长、短期财务表现效应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实践对财务表现的长、短期影响在具有不同内部治理特征(股权结构、管理层决策权)和基本属性(生命周期、所有制、环境敏感性)的企业中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实践与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的动态关系,也为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平衡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漂绿”行为动机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不断发展和壮大,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漂绿”行为也逐渐增多。对于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而言,为了能够募集到更多的绿色资金,不惜通过虚假陈述和披露进行“漂绿”,使其达到绿色债券发行标准。企业实施“漂绿”行为的动机较为复杂,文章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着手,分析绿色债券发行企业实施“漂绿”行为的动因,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SG“漂绿”的动因 识别及协同治理探析

识别和治理ESG“漂绿”是提高ESG报告公信力、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手段。介绍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现状,阐述ESG“漂绿”的内外部动因,并讨论报告内容的深度分析、行为模式的连贯性分析、财务表现的相关性分析和环保处罚的矛盾性分析的“漂绿”识别方法。最后提出“漂绿”行为的协同治理思路,以期为提高我国ESG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司法改革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基于环境资源审判庭设立的证据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各级法院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试点的稳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庭成为推进区域环境司法完善与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环境资源审判庭在各个城市先后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角度考察环境司法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司法改革可以抑制高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以内控制度为代表的风险治理机制以及以潜在诉讼风险、公民维权风险和行政处罚风险为代表的外部风险环境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司法改革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环境司法改革会促进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同时提升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率。

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两阶段产品定价决策影响——以建材企业为例

为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建材企业“漂绿”的行为(以下简称“漂绿行为”)的产品定价决策影响,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构建建材企业绿色行为主导、建材企业漂绿行为跟随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且,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视角出发,分析无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阶段下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和最大利润。研究发现:(1)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漂绿”程度的影响,建材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与环境规制强度呈正相关、与“漂绿”程度呈负相关;(2)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采纳漂绿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仅在第二阶段高于采纳绿色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3)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不论建材企业是否采纳漂绿行为,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始终高于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4)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利润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环境规制会增大建材企业绿色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降低建材企业漂绿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因此,建议政府严格监督绿色建材的价格波动,实施与环境规制强度相匹配的价格监督措施。

绿色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成为了倒逼高污染企业主动实施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基于绿色金融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中国2012-2022年A股中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漂绿”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在民营性质、东部地区和制造业行业的企业中更强。缓解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遏制管理者短视主义是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抑制重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机制。进一步分析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金融科技发展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融资约束的减轻都有利于强化绿色金融对重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程度。结论为从创新金融的角度遏制企业“漂绿”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投资者关注与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具有一定弱化效应。此外,不同轮次的中央环保督察效果存在差异,首轮的抑制效果较好,第二轮的抑制效果有所减弱。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提高投资者关注,进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防范与治理企业的环保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的环保秩序、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客户尽职调查在绿色金融“漂绿”治理中的困境和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产业发展中的“漂绿”行为降低了市场资金的配置效率,扰乱了产业健康发展环境,目前金融机构通过客户尽职调查方法及时从众多融资项目中识别出“漂绿”风险仍存在一定困难。文章基于反洗钱视角,引入客户尽职调查的专业方法及要求,并结合实际调研案例,研究发现客户尽职调查嵌入绿色金融“漂绿”治理存在信息碎片化、不关注企业生命周期、标准不统一等现实难题。基于此,文章针对性提出了运用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强化绿色金融发展标准化建设、提高信息治理质量以及异常交易监测预警等工作方法,防范“漂绿”风险,助推绿色金融全面高质量发展。

企业“漂绿”行为影响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政府、消费者以及其他外部机构均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倍加关注。企业试图借助社会责任投入提升企业形象,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或对效果进行夸大的行为被称为“漂绿”。本文就企业“漂绿”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做出探究。本文构建了企业的同行相对“漂绿”分数来衡量企业的“漂绿”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349家A股上市公司2017—2020年的1261个样本为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漂绿”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对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以期减少企业“漂绿”行为的发生。

ESG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的审计与治理分析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理念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企业和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然而,随着ESG投资的兴起,漂绿行为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ESG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的审计与治理,通过分析漂绿问题的挑战,审计方法及治理对策,提出增强法规监管、提升投资者识别能力以及推动第三方认证等建议,以期提升ESG投资的透明度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