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末年中国政府推动海外华侨教育探析——以《中暹友好条约》缔约为例

《中暹友好条约》于1946年初签订,中国政府和暹罗政府就暹罗华侨享有教育自由权利问题达成一致。但缔约后,暹罗政府并未及时修改旧有苛刻的教育政策,中国政府通过驻暹大使馆不断斡旋,并加上暹罗华侨教育界人士努力,华侨教育逐渐进入恢复与发展期。这一现象表明,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介入,而华侨教育的兴起对中华文化向南洋传播,以及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起到了互动作用,这对新时代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到1950年1月底,中苏关于同盟条约以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谈判基本结束,其结果都是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在此期间,特别是此后的谈判中,苏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希望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弥补其"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双方有关苏军使用中长路、补充协定、股份公司、专家待遇和汇率等问题上。尽管中方在后期谈判中作出妥协,斯大林还是在中苏外交谈判之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其后果很可能使中苏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酝酿及谈判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筹议始于新约订立1个月之后。在谈判开始前,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具体表现为:一是美国国务院希望先于中方提出条约草案,以获得主动;二是美国对中国前期准备工作非常了解,中方条约的起草过程对美而言不存在秘密。这两点使得在谈判时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商约订立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反对商约的高潮,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虽予以辩驳,但美国经过抗战在华建立起来的积极形象已经不在。

论日俄1855年缔结《日俄友好条约》

日俄1855年缔结《日俄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史上划时代事件,不仅标志两国从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也是两国至今争论不休的领土纠纷问题的焦点之一。此前俄国历经一个世纪努力寻求日本开港、建立通商关系未果。然而美国强权政治迫使日本开港,给俄国交涉带来转折时机,日俄不仅缔结条约,而且划分国境线,排除外来势力插手该地区威胁。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对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中日复交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调整,无论是“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还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确立,始终将原则性贯穿于从《中日联合声明》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之中,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重要范例。

中日关系中四个政治文件的特色及其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各具特色,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中日联合宣言》指明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新《联合声明》对中日关系作了新的定位。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双方只有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浅析1945—1946年间《大公报》的反苏言论

抗战期间,《大公报》是享誉世界的中文报纸,它的言论对国内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国共两党都极其重视的舆论阵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雅尔塔协定》的公布严重损伤了《大公报》的民族感情,《大公报》对苏联从不满到抨击,并且否认共产党对东北主权的接收。这其中既有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也欠理性的分析,还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顺利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30年来,中俄两国消除历史前嫌,不断推进双边关系提质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一直平稳向前发展,最主要的经验在于两国在国际层面注意加强战略协调,共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在双边层面不断加强务实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不断加强理解与沟通,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能够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应对危机与困难。中俄和谐相处的成功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大国相处应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合作共赢理念出发处理国家间关系;要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要加强民间交流和文化互鉴,以民间友好促进国家间关系改善。

睦邻友好条约的范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条约方式是确立相邻国家间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关方面条约范式的形成对于指导睦邻关系条约实践,宣示或强化条约的约束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和影响。随着睦邻关系条约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的国际法体制下,睦邻友好条约已成为确立睦邻关系的国际习惯性做法,在形式、性质、内容和程序方面也体现出共同的特征。伴随着新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演进,逐渐形成中国式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我国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基本手段。面对中国—东盟睦邻外交实践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东盟的推进面临新的挑战,必须考虑条约目标定位、条约形式和条约内容方面的特殊问题。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园田直的中国观与中日缔约

园田直外相在推动中日缔约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中国观有着密切关系。园田直的中国观体现为:为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应该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因此,在排除苏联干扰,争取美国支持,说服"慎重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园田的政治理念是通过美、日、欧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将中国拉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防止中苏接近。园田作为中日友好事业的促进派,为推动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美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进行得异常艰难漫长。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陷入了长期化。导致这种对立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缓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平衡 ,使中、美“准同盟”发生了动摇 ,而且带来了远东地区大国政治构图的变化 ,使中、美对苏联的政治对决重新返回到只有中、苏紧张对立的状态 ;缓和还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路线发生了改变 ,三木内阁为了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把外交坐标从田中时代的追求与中、美建立两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变到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轨道上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