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being”翻译的哲学理据

"being"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中具有断真、存在和述谓"三位一体"的功能,而在汉语中我们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词语,因而在"being"的翻译问题上存在众多的争议和困惑,至今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由于中西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哲学背景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其语言形式的表征也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语境及其背后的哲学理据来权衡其翻译。"是"、"有"、"在"作为"being"的翻译各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依据,用一种译法代替其他译法是有失偏颇的,用确定的意义来翻译不确定的"being"在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be”与“有”:存在论视野下英汉基本存在动词对比

本文以存在论为视角探究英汉存在动词"be"与"有"的差异,阐明英汉分别选择"be"和"有"充当基本存在动词的存在论理据。同时,本文考察"be"与"有"的动词性差异,借以阐发"be"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有"具有空间性特质,其深层缘由在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Being”是什么——试论希腊古典形而上学的演进

“Being”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只有返回哲学的希腊之源 ,才能真正澄清“Being”的内涵 ,科学地理解形而上学。对希腊古典形而上学演进之内在逻辑的考察表明 ,在这一时期 ,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部内涵 ,包括其蕴涵的问题、探讨的对象、借重的方法论、思维的框架都已基本展现。“Being”作为最高实体 ,被认为是事物存在的最高原因、认识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最后根据、人生价值意义的最终归宿。

通向“Being”的知觉是如何发生的?——海德格尔《泰阿泰德》(184B-186E)一节的解读

柏拉图《泰阿泰德》的主旨是要探讨"知识是什么?"。在对话中,泰阿泰德给出的第一个定义是"知识是知觉"。通过细致入微地解读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对话,海德格尔分析了知觉的通道并不是感觉器官,而是灵魂,揭示出知觉中"多出来的存在"。他认为知识作为对真理的占有,追问"知识是什么"实质上就是追问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这一问题只能到存在本身发生的领域中寻找,灵魂的本质规定是力求存在,既是"存在"、"非存在"、"同一"、"差异"、"和"等的聚集地,也是存在本身发生的场地。海德格尔由此主张,知识与真理的关系、灵魂与存在的关系、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进而将知识、存在真理与逻各斯(语言)统一起来。但由于这种解释走的是存在学的解释学之路,与现代知识论的逻辑主义之路完全不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之间相互不理解,对话与交流异常困难。

共同富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两期数据,采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回流通过促进创业对农民福祉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对福祉水平处于下50%分位数、中西部地区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开放村庄,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优化环境,激励回流劳动力开展包容性创业;搭建平台,健全回流劳动力的社会网络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并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对接,是保障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选项。

从园艺疗法到自然疗愈:类型、发展、机理与展望

【目的】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中国自然疗愈相关概念发展迅猛,亟待梳理中国现有的主要疗愈类型与发展历程,探究其共性作用机理。【方法】归纳中国现有的主要疗愈类型、共性机理,对比分析不同疗愈类型在概念、研究热点与前沿方向、学科基础、专业发展程度与研究深度、作用媒介、与人的关联度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当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包括园艺疗法、园林康养、农业康养及森林康养在内的多元化自然疗愈体系,该体系中以环境载体为基础的园林康养、农业康养、森林康养与依赖具体活动形式的园艺疗法并存。尽管各疗愈类型的研究焦点以及发展情状各异,但它们在促进人体健康方面具有共性机理,可分为神经调节与免疫调节两大路径。【结论】未来,从园艺疗法到自然疗愈全谱系的理论体系构建应更注重不同人群需求与行业发展特征,促进自然疗愈方法向精准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同时,需深入探索这2种途径在不同自然疗愈类型中应用的效果与机理,以期为自然疗愈领域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理论支撑。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疗愈空间建设策略研究

为学生健康提供全方位支持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新趋势,调研发现空间作为图书馆的优势资源之一在支持学生健康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文章引入疗愈空间理念,提出高校图书馆健康空间应支撑学生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全面健康发展,并从环境心理学理论出发探讨如何系统化建设高校图书馆疗愈空间,最后通过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空间建设实例论证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提出的疗愈空间构建策略。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五育融合”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与实践对策

“五育融合”起源于中国近代国民教育改革、拯救民族存亡危机的思考,成熟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不断改革与发展的过程。通过审视“五育融合”的教学现状发现,还存在低层化的教学目标、碎片化的教学方式、贫乏的知识内涵、单一的教学评价方式等困境。因此,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确立崇高的教学目标、赋予知识丰富的育人内涵、实施大概念教学、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等。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我国精神卫生政策执行困境研究

通过模糊-冲突理论分析我国精神卫生政策执行困境,为推进精神卫生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发现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的模糊性较低,但冲突性显著,政策执行的冲突性主要表现在观念差异、职业认同冲突、利益协同冲突三方面。因此,我国精神卫生政策执行属于政治性执行,其支配性因素为“权力”,政策执行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和“变通执行”。建议从完善政策设计、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保障政策执行资源等方面促进精神卫生政策有效实施。

“道”文化心灵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话语塑造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至高范畴和终极据点,在“思想-言说”结构及文化心灵方面形成了“道说希声”这一内在规训及根本特质。而正是“道说希声”,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文化以“致和”“成善”“养德”为基本心灵特征与价值追求、以“乐和”“忧患”“静朴”“逍遥”为根本精神、以“经世致用”与“味美趣美”为艺术审美追求的“道”文化心灵精神。“道”文化心灵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性、稳定性、基因型的结构力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根本的轨导与牵制的作用,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建构和生成了中国文学及文论追求大宇宙及大生命关怀、致力感物抒怀、以“意象-语象”为中心(“象本位”)、基于“道”的核心范畴性表达等结构性特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概念:存在和存在者状态——阿多诺对概念另类分析及其启示

在哲学研究中,传统的概念分析被束缚在实证科学的框架中,然而对阿多诺来说,哲学使用的概念与实证科学是不同的,哲学概念不是直接与经验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哲学概念必须抽象化,但是这个抽象化的概念又必须与经验的东西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在概念的经验运用中发生的,而这种经验运用又必须在思想的自我反思中进行。概念的这种经验的运用使概念获得了存在者状态。而海德格尔在这种存在者状态之外设想了一种存在,好像存在具有原始的命名力量,它能够把概念和概念所涉及的东西直接结合起来。其实存在是一种普遍的中介,它不能脱离被中介者而存在。唯物主义在使用概念的时候必须在辩证法的意义上经验地使用概念。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敦煌莫高窟隋至初唐洞窟西壁所绘图像的功能

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量表开发及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

经过初始问卷编制、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研究步骤开发了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本土化测量量表,并基于此获取了67名人力资源经理与585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以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包含成长发展、共创共享、人文关怀和民主协商4个维度,且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组织主人翁行为,并且类亲情交换在二者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红利”与“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增进民生福祉,破解“胡焕庸线魔咒”提供了可能,但较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基于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从市级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并分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特点,呈现“高值向东南集聚、低值向西北集聚”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民生福祉皆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呈两极分化格局,胡焕庸线仍是两者的重要空间分界线;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沿海城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靠近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发挥出“数字红利”的普惠作用;该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显著高于西北侧城市,但两侧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区域“鸿沟”在缩小,“胡焕庸线魔咒”有望破解。此外,研究还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提升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以增进区域民生福祉均衡性和可及性。

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内隐情绪信念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心盛量表对113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隐情绪信念与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及心理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r=0.443,0.502,0.464;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53,0.757;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分别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培养成长型内隐情绪信念,可以帮助个体主动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调节策略来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