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省域意识与晚明党争--以“浙党”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随着行省制度的成熟及诸省份省域范围的固定,在省级政区和科举制度的双重规整下,一种立足于特定地域文化认同和地域利益的省域意识开始形成。作为这种省域意识的现实反映,晚明政坛上出现了若干个以省为认同单位的地域性政治派别,浙党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浙党兴起的基础,是浙江士大夫基于本省同乡的群体意识以及相似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集中体现了浙江士大夫集团的相互帮衬、扶持及对异派的倾轧。晚明浙党的兴起与发展,折射出省域意识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时务报》纷争的报刊史意义

作为一个同人刊物,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是由不同群体所共同参与创办。虽然在设报达聪,"有益国事"的目标上基本一致,但《时务报》群体本就各有打算,因因缘际会走到一起。从群体的特点看,康有为师徒属于"意识形态首属群体",比之汪康年群体更具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鲜明政治主张,始终有借助《时务报》宣传"康学"之意图。康门弟子试图变"同人报"为自己"党派"宣传工具,并最终危及同人合作之基础走向分裂。党派需求与同人报刊运作机制及意见表达的天然矛盾,乃为《时务报》悲剧的根本原因。由此表明,"文人论政"型的中国同人报刊,倘若其中的某些成员或者某个派别,具有了明确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派别角色意识,并力图使同人报转向为"党报"或者"类党报",报刊的纷争、分化乃至分裂就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