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

《夷坚志》一书,卷帙浩繁,内容驳杂,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若对作者遗留下来的多篇序言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洪迈的撰书动因、材料来源,领会他的小说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从《夷坚志》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

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中保存着大量的宋代词语,这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该书中大量的语料足资补正《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条目和义项漏收、释义不确以及例证迟后等方面的阙失。

论大禹和夷夏联盟的禅让制度

早期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版块主要呈现为夷夏东、西结构,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迭,便是东、西不同部族集团的轮流坐庄,禅让也是在这个政治联盟规则内的贵族选举制度。大禹能成为夷夏联盟集团的盟主,既有自身在治水、战争等方面的贡献因素,也是因为他的前一任盟主虞舜属于东部集团,这一任的盟主便只能在大禹所在的西部集团中产生。相应的,大禹之后选定的皋陶、伯益,也是作为东部集团的候选人。从禅让到家天下,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该盟主以家族形式赢得天下的良好口碑,保有其盟主权利,履行其盟主义务。如果该家族不再能履行其职责,便会被各部族首领举行的贵族会议推举的新盟主取代。《孟子·万章上》引孔子之言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就是说夷夏联盟的禅让和汤武放伐,本质上是一回事。

东亚华夷认知的近代向度——以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鲜时期为视域

东亚传统思想中的华夷认知赋予了夷狄与华夏不同的价值。近世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为摆脱华夷观的束缚曾演化出了三种逸脱模式:第一种是在血统论的基础上的“王子徙边”,在朝鲜的代表是箕子朝鲜传说,在日本的代表是泰伯后裔说,其将各自的先王与华夏三代时徙边的王子结合起来,赋予本民族血统上非“夷”的地位,这种说法往往比较牵强;第二种是从文化上产生的自我优越感,特别在明清易代之后,在朝鲜产生了“小中华”意识,在日本产生了“华夷变态”认知,认为清代的中国已经为“夷”所统治,自己保留了正统华夏的文化;第三种则仿照儒家的华夷正统建构出自己独有的内外认知,在朝鲜表现为檀君神话的复苏,在日本为“国体”思想,这成为在东亚地区导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

《夷坚志》人物绰号研究

绰号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夷坚志》中人物绰号丰富,来源各异,多与人物的形象、身世、行业身份、技能特长等相关,具有用词俚俗、富于变化等特点,体现出浓郁的市井气息,也折射出南宋男子戴花和文身之俗、民众对巫术的矛盾态度以及复杂的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关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几点思考——以“羁縻”为中心

本文对事关历代治边政策认识的关键词汇"羁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羁縻"的要义是"控制"而非"笼络";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同为"羁縻"但表现的"控制"程度不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夏"、"夷"二元结构的观念和现实是"羁縻"政策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羁縻"政策也会为直接统治所取代。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甲骨文看疍民的起源与变迁

疍民文化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和地区均有传播。疍民的起源与变迁的脉络尚无确切定论。"蜑"字虽然在主要甲骨文字典中没有收录,但甲骨文"蚩"字却隐含了与"蜑"相关的许多信息。"蜑"不仅与"蚩"高度相关,而且与"蛮""夷"关系密切。古代"蜑人"不仅指水上居民,也包括山地居民。传统的观点认为,疍民源于古代的"蜑人",这个结论还当存疑。现代的疍民继承了古代"蜑人"的生活方式,但未必继承了族源关系。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夷坚志》名物词考辨四则

文章对《夷坚志》中四个词语的词义和理据进行了考辨。“窝机”同“窝弓”“窝弩”,是隐藏的捕猎装置。“马门”指船门,其理据并非“闯”之析字或边门;“马”是舟的代称,源于吴越方言中以马喻舟。“丙穴”辞书多释为地名,实指鱼穴,“丙”是鱼的代称,源自《尔雅》“鱼尾谓之丙”。宋代食用和入药的“猪石”指猪肾,得名于肾虚引起的石水病;现代汉语方言中“猪石”还指猪卵,体现了词义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异。

正统与义理:朝鲜后期文人柳重教的华夷之辨

柳重教是朝鲜后期华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正统与义理是其华夷观的核心要义,也是19世纪以降复杂国际环境下朝鲜传统偶生为国家找寻前路的一次理论探索。柳重教关于华夷之论述集中在其文集——《省斋集》中,注重从性理学角度对华夷内涵作出分析与解读,因其所提倡的正统之标准过度强调伦理至上,呈现出超越常理的一面。柳氏关于义理的论述是针对现实所做出的理论转向,本质上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