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构建:《东方红》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艺是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用艺术的形式,全面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历程,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和革命事件进行整体建构,体现了五个认同理念。其中包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爱国意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支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构建共同体意识的力量源泉。

浅析同宗民歌中的红色基因——以《东方红》为例

《东方红》自诞生以来经人民世代传唱而历久弥新,究极源流其与陕北、晋西北的《芝麻油》属同宗民歌。同时,《东方红》与我国近现代革命史密切相关,其经历了四个流变阶段,各个变体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色,故本文以《东方红》为例探究同宗民歌中红色基因形成的过程,并对其中红色基因的特征进行分析。

浅析延安时期“红色经典”声乐作品——以《东方红》为例

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实现了迅速成长,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我党在延安时期,团结并带动当地人民参与革命,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在追求革命胜利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在延安时期,为了配合革命精神的宣传工作,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声乐作品更是其中最受瞩目的存在。

红色经典记忆 世代传播不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导邢德辉访谈

邢德辉：国家一级编导．原东方歌舞团艺术室主任，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及艺术专业人员应聘资格考评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七届文代会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当代中国》（舞蹈卷）编委、撰稿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舞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协会会员。1995年文化部授予立功嘉奖。

周恩来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过五十年的历史检验,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东方红》以人民革命的光辉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主题,坚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相统一的创作原则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优秀人才,奠定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根基。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思考和研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今天的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关于革命化国家形象审美建构的思考——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

《东方红》是建国后成功地将国家形象建构与艺术创造对接的作品,它通过多种形式回应了1960年世界革命兴起和社会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有力地表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正当性和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领导地位,成为艺术性表达新中国关于世界革命话语权争论的一个重要文本。

“红色”陕北民歌英译研究——兼评《东方红》两种英译本

"红色"陕北民歌是革命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民歌,具有革命性、纪实性、口语化等特点,这些特点及陕北民歌歌唱的特性决定了在翻译"红色"陕北民歌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语义上力求忠实于原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译文音节数尽量等于或少于原文;译文语言力求口语化。用这三个原则分析对比《东方红》两个英译本,可以看出以上原则在两个译本中都有所体现,从而印证了三原则的可行性。

史诗《东方红》记忆与价值共同体及传播意义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文化产品,也是一种具有文艺形式的国家仪式,自首场演出以来,被受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传播和记忆,不仅作品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和中国精神,而且观赏活动也成为某种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载体。本文通过挖掘包括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等在内的史诗记忆,分析其在建构价值共同体中的意涵、价值和作用。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与诞生的历程

1964年9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演,这部大型歌舞以其宏伟的气势及壮丽的场景,真切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并成为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宏伟巨作。《东方红》从创作到最后的公演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有着独特的创作及诞生历程。在其创作之前,就曾有过两次大型舞台剧的创作经验,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诞生。

《东方红》的曲调来源

陕北民歌《东方红》在不断的传唱中 ,变成了一首雄伟庄严的革命歌曲 ,并被载入史册。但对它的曲调来源以及曲调演变过程 ,还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东方红》这首歌的曲调研究分析 ,得出结论 :《东方红》源于陕北民歌并不是山西民歌《芝麻油 ,白菜心》。

记忆的复合媒介:作为审美修辞的图像与身体——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

作为记忆的重要媒介,图像和身体在情感强度和阐释空间上都不同于文字媒介。而在艺术形式中,这两种媒介常常会以复合、叠加的方式出现。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图像和身体一方面在审美形式中相互融合,呈现出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记忆媒介,通过特定的审美修辞展现出巨大的记忆潜能。本文通过分析《东方红》中图像与身体之间彼此激发、支撑的艺术手法及其审美效果,探讨这种在审美修辞中形成的复合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方面的功能和优势。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大历史”探源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经典作品,在近现代革命文化史和新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李有源:心中的《东方红》

60多年前，一位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用当地民歌形式创作了一首歌曲——《东方红》。此后的岁月里，这首歌曾创下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最多等多项世界纪录，还搭载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成为人类送上太空的第一曲。有专家认为，这首歌不仅是中国最经典的红色歌曲，也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颂歌之一。

《东方红》与《国际歌》:民主与法治的不同言说——兼及现代社会中国民众对民主与法治的特殊表达

《东方红》与《国际歌》在中国革命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今仍然发生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两首诞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歌曲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不同的宪政言说以及中国式民主法治的独特方式。寄托于"明主"的"民主"是《东方红》揭示的中国人民主诉求的基本偏好与方式。《东方红》与《国际歌》表达与塑造了不同的有关"人民"的内涵与现象。两者在获得权力(权利)与民主实现方式方面也有重大区别。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民主法治的民族特性,中国民主法治的不同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等,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重要内容之一。

新闻学者眼中的文化经典——专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学生合唱团成员郑保卫教授

郑保卫教授1945年出生于山东，196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成为“文革”后首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1981年起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任教，任系副主任。1986年调入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研究生部主任、教授，期间曾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1999年兼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本科期间曾作为大学生合唱团成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

1964年10月2日晚8时,北京天安门城楼华灯绽放,十里长街,人潮涌动。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贵宾,工、农、兵等各业模范,少数民族、归国华侨、港澳同胞代表。

看《东方红》,提“精气神”!

《东方红》是我看得最多的一部影片，至少看过30次吧!小时候，农村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放映过。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电影几乎是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所以大凡放电影，哪怕走十多二十里山路，我也一样不放弃“忠实观众”的称号。后来上了大学，又一次次地看了这部气势恢弘的大片。

周恩来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推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总理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提起《东方红》的巨大成功，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演职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在那个政治风云忽变的年代，如何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何在以往没有任何创作和排练经验的前提下达到高层次的艺术水准？

《松花江上》——编选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歌曲《松花江上》是由人民音乐家张寒晖先生作词作曲，创作于1936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东北沦陷，东北的百姓们携老带幼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受尽了苦难，郁结着悲苦怨愤的人们要倾吐，要哭诉。这是一首悲恸的、感人肺腑的抒情歌曲。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表述

音乐舞蹈史诗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东方红》、《复兴之路》、《中国革命之歌》用音乐舞蹈史诗的形式展现出中国文化风采。本文以《东方红》为例,从少数民族形象表述、舞台表述与时空转换、民族文化整合三个方面论述该部音乐舞蹈史诗中的少数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