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界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早期态度析论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本土史家撰写的一部影响巨大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专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是时,史学界主要以史实纠谬和理论质疑两种形式评估其得失。陈垣等长于考证的史家从实证角度查找书中史实的讹误;张尔田等则质疑书中理论的准确性。当然,多数史家并不因书中的错漏而否定其价值。依托这些史料,《中国历史研究法》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情况得以保存。探讨这一研究情况,有助于了解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民国史学界之间的良性互动。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术著作彰显了粱启超在20年代以后史学观及史学方法论的几度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梁氏所面临的史学价值论与方法论之间诸种矛盾的难以调和,它体现了处身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的一代学者难以避免的困惑。而梁氏的“多变”正见出其探索真理的真诚。

梁启超历史教学思想探析及启示——基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考察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两部授课讲稿改编而成的著作,对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通过分析这两本讲稿,认为其蕴含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教学思想。这两部讲稿组织结构严谨,以传播新史学研究法为教学目标,选择总分有序、学理示例相表里的教学方法,使用朴实易懂,激情寓褒贬的教学语言。这些要素既生动展示了梁启超高超的历史教学艺术,又为我们更加全面了解梁启超思想提供了方便。

梁启超的史料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中国史之意义所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在《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治史者仍有很大启迪,譬如关于中国史的意义之谈。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最早举起了"新史学"的旗帜,《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分析研究,通过对其中蕴含的历史教学思想,探讨其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浅谈我国心理史学研究——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本文对我国心理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基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浅析梁启超的史料观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没有丰富完善的史料大儒不敢开口,良史无从下笔。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孔子在写《春秋》时,披览百二十国史志,终因"文献不足",不敢妄论宋国礼制,于是发出"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矣"的感慨。史料是否完备和正确,直接关系研究成果的大小和优劣。由此可见,如何搜集鉴别史料,如何以正确的史料观对待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有着深远的意义。

浅析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

梁启超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介绍了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具体思想,包括史学意义及其范围、史之改造、史料观、史料论述等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理念平议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表达了他们对各自所处时代的史学思考。就相同点而言,二人都强调治史的现实意义;都主张史学应阐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就不同点而言,梁启超注重辨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希冀调和“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矛盾;钱穆关注构成历史主体的内涵,提出“文化即是历史”的观点。两部同名著作体现了学术代际递嬗过程中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凸显了梁启超和钱穆在不同时代学风下的学术追求。

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看其史料观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本人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很早就开始进行探讨分析,写出了大批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梁启超的史料观是其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贯穿其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其中他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详尽阐述其史料观的代表之作。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梁启超本人相关著作、后人的评价与研究著作等文献,重点结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深入分析梁启超的史料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特征以及对今天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揭示梁启超对史料的定义、史料的收集与鉴别等问题的独特性见解,实事求是的反思总结梁启超史料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陈汉章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平议

梁启超自1920年旅欧回国后,将重心从政治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在史学领域,他提倡"新史学",反对"封建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即是集中反映其史学观、史学理论的名著,在史学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书原为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说之讲稿,孴合成书后不免有误。日人桑原骘藏曾撰文纠正,业广为人熟知。其后陈汉章亦拈出书中舛误六条予以辩驳,然少为人注意。其中有确为梁氏之误者,如"《春秋》详杞伯姬""陈平盗嫂",亦有不尽然者,故为平议,冀有小补于此书。

凝思探归蹊 健谈启新局——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今日国人好言现代化，憎言传统。所谓现代化，乃指西化言……今则欲尽弃故常，一扫而空以为损，一因西方以为益。则西方传统纵其尽善尽美，亦恐无以益于此一空之我矣。”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使人想起一句话：风格即人。钱穆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在这本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梁启超晚年治史思想的转变与价值探析——以《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为中心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是梁启超先生数十年 从事治史实践的成果凝结，是他晚年学术反思阶段的重要史学 理论和方法论著作，在其一生的学术成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两部著作均围绕着对旧史的改造和新史的创立展开论述，《中 国历史研究法》叙述重点在于史之意义及范围、史之改造、史 料等较为宏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先 谈史之意义及“史家四长”的理论，后深入细致的叙述五种专 史的方法论。从旧史到新史，从思想理论到方 法实践，我们可以从两部著作中，探寻梁公晚 年治史思想转变与成熟的过程。

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出"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这里的"史料实证"包含两层意思,既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辨别的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理性、求真的态度。近日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先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因此该书用了大半篇幅讨论了史料、史料鉴别及方法。令人惊叹的是百年前梁先生对待史料的方法和态度竟与今天我们提出的史料实证素养如此相似。

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史料意识

虽然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学科地位已经巩固,但对其认识却未必到位。研究中国电影史必须将其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畴之下,认识到电影史也是史学研究的分支。电影史研究需利用史学研究的经验及理论,在熟读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兼具宏观的视野,拓展史料的来源和形式,从影片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三类史料入手,并理性利用史料,开拓新的史料资源,从而获取新的发现,激发新的论点。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周代“封建”再论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历史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载体作用。

梁启超、钱穆历史人物研究之异同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叙述,但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梁启超较传统,钱穆较新潮;对历史中少数人作用的看法,梁启超体现着一种矛盾史观,钱穆则是一种英雄史观;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作用的看法,梁启超强调了时势造英雄,而钱穆则强调了英雄造时势;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梁启超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钱穆则强调文化对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点问题,梁启超同等看待事业成功或失败的人物,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钱穆则更为看重失败不得志人物的作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

梁启超与钱穆的历史人物研究观比较

为了比较梁启超与钱穆在二人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展现出来的历史人物研究观的差异,文章从历史人物的分类标准、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以及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不同,这些细节性的问题的深入了解,对大家探究两位史学大师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