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的历史动因

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教之争的积极推动、中国统一的政治契机和制度创新的特殊需求是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的历史动因。隋唐以前,没有必须将经典注疏规范化的特殊需求,故历代国学通行的做法是经学诸派共存并立,而隋唐以降,科举考试需要统一的教材及考试标准,必须提供统一的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因此,制度创新是经学统合的主要动因。中华帝制的统治者不以统一经学的方式维护思想统一,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五经正义》的“对文”和“散文”

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对文”和“散文” ,是一套分析古代词义 ,且主要是分析同义词的训诂术语。作者审视到经传中同义词相对使用时其义有别 ,单独使用时其义相通的特殊现象 ,创造性地配合使用“对文”和“散文”来进行分析 。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经正义》最高权力一元化的国家政体论

《五经正义》阐释儒家经典的最高权力一元化的国家政体理论,其一般法则是国家最高权位由最高统治者独占;国家主权由最高统治者独有;国家最高权力由最高统治者一人独掌;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政治权威;最高权力的标识由最高统治者独享。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基本构成包括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赋役征收权、军事统帅权和祭祀天地的特权。最高权力与次一级权力基本关系准则是最高统治者与重要辅臣有君臣之别、重要辅臣是最高统治者的辅佐者、重要辅臣由最高统治者任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支配重要辅臣的权力、必须从制度上限制重要辅臣的权力。这种国家政体理论显然属于君主专制范畴。

论《五经正义》的经学史与诗学史意义

《五经正义》出现于唐代经学与诗学不断发展的时期,对经学和诗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于经学史而言,《五经正义》表明了帝王的治国态度,统一了经学文本,促进了礼仪文化的建设,大开儒学风雅门庭。于诗学史而言,《五经正义》中的"抒愤说"及兴象理论影响了后来的"不平则鸣"和唐代诗歌兴象玲珑的美学底蕴之生成。同时,《五经正义》既兼采诗人之个性与价值,又在经义内涵中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

《五经正义》成书考

作为唐代官方经学代表著作的《五经正义》,其成书非一时,前后历经20年才正式颁行。《五经正义》的作者也非一人,《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主持,故其疏文一般题为"孔颖达疏"或"孔疏"。不过,就《五经正义》撰作者而言,这一提法是不恰当的。《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详列各经《正义》的作者群和覆审人员,已显示出《五经正义》之著作权不仅限于孔颖达一人所有,而为五组不同疏解作者群所共有。《五经正义》修疏者的师承背景差异极大,对于各经《正义》的思想宗旨和见解,应分别对待,分经研究,不能笼统以"孔颖达著作"或"孔颖达思想"概括。

《五经正义》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再论孔颖达统一经学的思想史意义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论《五经正义》的经典诠释方法与原则

《五经正义》上承汉代经学,下启宋明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者孔颖达在书中运用经注并释的义疏体例,坚持宗一家之注而释经,并适时加以补充与完善,促成了南北经学"一统"局面的形成。在诠释学的视域中,《五经正义》在训字疏经的同时,不断寻求文本解释义理上的突破,其"疏不破注"的释经原则,特质显明。《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唐初政治、学术、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出的治经范式、思维理路,为世人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古典诠释学研究资源。

《五经正义》与“尔雅学”研究

《五经正义》是唐代初年孔颖达等人奉敕编撰的一部经学训诂著作,《尔雅》是汉代以前出现的一部以今语、通语解释古语、方言的辞书。孔颖达等人在疏通训解"五经"时,不仅广泛地征引了《尔雅》及其汉魏旧注,而且还论及《尔雅》学的诸多相关问题。本文对《五经正义》在征引《尔雅》及其旧注时的训释特点作了总结;对《五经正义》关于《尔雅》撰人、序篇、篇名含义及《尔雅》声训法的运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五经正义》征引上的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试说《五经正义》撰成后的三道善后诏书

孔颖达等人是《五经正义》的编撰者,书成之后,唐太宗没有忘掉他们,除了下诏褒奖外,另赐布帛有差。《五经正义》的内容包含三部分:一是经文,二是注文,三是疏文。疏文主要是采用唐代以前众多学者义疏为蓝本,加以剪裁而成。唐太宗又下诏"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惠及死者子孙。至于经文和注文,涉及《五经》作者、编者和注家,唐太宗也没有忘记,贞观二十一年诏书就是特地为此而发,把这二十二人当作先师来对待,从祀先圣孔子。唐太宗这三道诏书,可谓考虑周密,滴水不漏。

孔颖达《五经正义》与唐代文论

本文首次从文论角度对《五经正义》作了专门探讨。《五经正义》中的主要文论观点 ,是唐初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儒学角度论证与支持了唐初君臣们的基本文学主张 ;更为重要的是 ,《五经正义》通过重新强调与阐释儒家经典并被作为科举教材 ,促使儒家思想在唐代社会中获得了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从而对整个唐代文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经正义》引《说文》考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孔颖达的疏(以下简称孔疏)中引用 的《说文解字》原文，所用的体例主要有全引、节引、叙引等三种。本文对《五经正义》孔颖达疏中所引《说文》各条进行了 穷尽式辑录，所辑引文285条，与今通行大徐本(陈昌治本)进行了逐个比对，对有差异的条目，参考有关文献，力求考得 是非；对一致的条目在附录中逐一列出，以求对《说文》的使用和研究有所帮助。

《五经正义》编纂考

《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经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唐初统治者重视儒学,《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初经义繁杂,《五经正义》编纂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统一经义。《五经正义》由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纂,历经初撰、修订以及最后定稿三个阶段,耗时十四年,代表了唐初学者的主流认识,也是唐初经学宗尚的集中反映。《五经正义》是在南北朝隋代经典义疏的基础上成书的,其中既有对前人旧疏的袭用,也有对前人旧疏的删节、剪裁以及驳正。

论《五经正义》中孔颖达的文学思想

孔颖达在继承唐以前儒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变化和理论自身调整的需要,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将"诗言志"与"诗缘情"贯通起来,提出"情志一也"这一"情志说";利用情、志、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抒愤说"的系统理论;认为诗人应以医者自居,用忠规切谏的语言揭露时政弊端,治人救世,提出"诗人救世说";将"兴"与"象"结合起来,提出"兴象说"。

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情”论与“声”论

《五经正义》以经典注疏的方式构建了系统而周密的思想体系,有效回应了为李唐提供为政指南及提升儒学思想影响的双重挑战。孔疏以王道、王制与王政的政治设计为核心,使五经文体成为相互支撑的结构整体。"情"论、"象"论与"声"论是孔疏在诗学思想上的创获,更是其构建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孔疏形上之思的微妙、形下关切的周密以及其在中古思想史中的位置均可由之得到相应的考察。

《五经正义》中的“嫌”

"嫌"在《五经正义》中既有"嫌疑"之义,又有"为了避免误会"之义,两义相互对立,可视为反训词。复句结构不同理解影响下的词义引申是"嫌"成为反训词的原因。

义疏的黄昏:《五经正义》第三次修订与唐代经学路径转折

相较于《五经正义》的编撰与前两次修订,唐高宗永徽四年末至六年十月间的第三次修订及其经学史意义一直罕有学者关注。第三次修订是永徽后期中枢权力斗争中高宗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集团的一次公开警告,其本质是一项政治任务,而非学术讨论。此次修订为后世皇权凌驾于经典诠释之上、任意删改经典文本提供了可行的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学由义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间接开启了唐代经学转折之路。

史料所载两种《〈五经正义〉表》探析

史料所见《〈五经正义〉表》有两种:明郑真《荥阳外史集》所载该表署名孔颖达,从文风看,此表写作在前,是就修撰《正义》的目的和现实意义而言的,后来写作的各序文则详细介绍了《正义》修撰的经过和编修人员,前表与后序互为补充。《〈五经正义〉表》写于贞观十四年,在《五经正义》初撰完成之后,因马嘉运提出异议,才有后来的复审工作。另外一种《〈五经正义〉表》是指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长孙无忌主持复审任务,永徽四年刊定工作完成,长孙无忌书表上奏。也就是说,《全唐文》等文献所载《进〈五经正义〉表》乃长孙无忌所作。两表之所以流传不广,不为大多数学者所知,应是限于《五经正义》的编撰体例,表文不像序文作为《五经正义》的一部分与正文一起颁布流传,而是长期淹没在其他典籍中,鲜为学者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