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指导案例》67号评释

《指导案例》67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以《合同法》第167条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为主题,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但具体观点值得商榷。第167条之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出卖人遭受额外的风险,所以配套司法解释要求当事人约定买受人分三期以上支付价款,学说又增加了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还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的要件。基于第167条及其规范目的,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应当准用该条第1款之解除规定。但从规范体系上看,该款因缺少催告要件而存在漏洞,应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予以填补,以形成适用于股权买卖的完整规则。由此还可以充分展现《合同法》第174条之法定准用的思考方法。

对《合同法》总则的再研究

《合同法》总则在合同的定义、合同的效力、无权代理和越权代表、合同的变更和转让以及违约损害赔偿额的计算等问题的规定上均存在瑕疵。这些瑕疵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或与法理有悖,或与生活相违,或用语不够规范,或逻辑不够严密。消除这些瑕疵时,应当本着遵循法理尊重生活的精神,并兼顾逻辑严密用语规范等要求,以期使《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更加科学。

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违约与责任承担——兼论《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论解构

《合同法》第121条严格恪守债的相对性,规定在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仅在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债务人才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据此,除不可抗力这一狭窄的免责事由外,债务人近似承担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级债务"。过错责任、客观责任两大立法例下的履行障碍或者违约风险的分配结果极为相似且都为债务人的责任承担设置了合适的边界。基于现实的需要与理性的要求,解释上应认为第121条没有完全排除债权人向第三人求偿之可能,在第三人的原因是引起债务人违约的直接原因且第三人主观上存有故意、债务人主观上无过错时,应允许债务人根据具体情形选择适用不可抗力、情势变更、风险负担、合同解除四种方式来免除其责任承担。

论所有权保留合同中天然孳息的归属——兼评《物权法》第116条与《合同法》163条

天然孳息的归属与原物所有权密不可分,《合同法》第163条规定的买卖合同孳息归属的"交付主义"规则以"所有权已经转移或者最终能转移至买受人"为适用前提,具有合理性。《物权法》第116条与《合同法》第163条并不冲突,所有权保留合同中天然孳息归属适用《合同法》第163条的结论符合民法精神,亦即"动产所有权保留,天然孳息所有权移转",且当事人约定优先。

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兼评我国《合同法》第51条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立法例、合同法精神之考量以及《合同法》与《物权法》之衔接等几个角度论证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并且指出其有效性不应受权利人的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等因素的影响。

试论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解释

《合同法》第64条非但未否定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且其文义可以容纳该第三人权利;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法解释,可以且应该肯定第三人履行请求权。仅依当事人的合意便可成立第三人权利,第三人表示受益意思只发生使该权利确定的效果。如第三人不欲享受利益,可表达拒绝的意思,使该权利自始消灭。债务人违约,债权人与第三人均可主张违约责任,因二者的主张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债权,故二者所主张的责任内容会有所不同。

合同形式欠缺与履行治愈论——兼评《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

随着合同法定形式的本质已从“效力性方式”演变为“保护性方式”,合同的法定形式已具备多重功能,相对应地必须谨慎调和形式强制与形式自由间的冲突关系。我国《合同法》一方面打破形式主义的桎梏而改采同意主义,仅在个别情形基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而实行形式强制;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严格适用形式主义规则所产生的不公平结果,而在该法第36条出现一般性的履行治愈方式欠缺的规则;但是,如何解释该条规定,却是一个历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信赖保护说作为履行治愈的理论基础,并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对其适用予以限制无疑是理性的选择。

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损害赔偿责任限制规则的构建——兼评我国《合同法》与《海商法》的相应规定

网状赔偿责任限制模式、统一赔偿责任限制模式和综合性赔偿责任限制模式是构建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损害赔偿责任限制规则的三种模式。而综合性赔偿责任限制模式业已被当今多式联运国际规则和国内立法所采用。我国多式联运立法尽管也采纳该模式 ,但具体规则设计上仍有待完善 :一方面 ,应赋予多式联运经营人对任何形态的货物损害享有适当的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另一方面 。

提存论——《合同法》第101-104条的解释论

《合同法》中的提存属清偿提存,以提存代替清偿,达到使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效果。提存是债务人与提存部门之间缔结的一种向第三人履行的保管合同。提存的原因分为三类,债权人拒绝受领、债权人不能受领以及债权人不确知。《合同法》并非不认有提存人取回提存物的权利,在解释上应当承认提存人有取回权。对提存消灭债务之效力,宜采“停止条件说”。由提存便当然发生债权人的提存物领取请求权和提存人的清偿拒绝权;仅当取回权消灭后,债务始真正(溯及自提存时)归于消灭。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格论——以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规定为中心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不一定赋予第三人直接的给付请求权,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与否亦非认定这种合同类型的标准,我国《合同法》第64条所规定的仍然属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如此定性与定位利大于弊。作为立法论,制定我国民法典时宜赋予第三人直接的给付请求权。

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

合同可依默示的承诺成立 ,也可依意思实现而成立 ,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均是由受要约人以行为表达默示的意思 ,然就二者的关系学说上素有争论。对默示的承诺和意思实现进行分析和比较 ,有助于对《合同法》第 2 2条和第 2 6条进行理解和阐释。

统一《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探讨

附随义务的产生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义务扩张,而它本身的发展又与判例学说密切相关,故而有一些需完善探讨的地方。对附随义务的含义、性质、具体形态及意义的认识,既能比较全面理解附随义务,也对把握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法的贡献具有积极意义。

再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以履行辅助人责任论为视角

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的不当履行负担合同责任的理论基础,来自债权人对合同上之预见的尊重,即债务人得以免责的诸项要件不会因其役使第三人而发生变更。其实定法依据是有关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07条,并不需要《合同法》第121条或者其他的实定法规定补强。出于政策考量在某些情形或许需要债务人为非履行辅助人之行为负担特别保障责任,但这时需要特别立法,《合同法》第121条依然全无用武之地。

《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的诈骗罪,同时源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内容、形式及合同主体的涵盖范围与《合同法》的是否一致之分歧。争议颇大的刑事理论导致了刑事司法实践案件的处理不一。因此,理清这些相关问题,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正确认定意义重大。

论我国民法错误制度的重构——《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有关规定的比较法分析以及《民法典(草案)》有关规定的修改

为了克服为《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的错误制度存在且为《民法典 (草案 )》中的同一制度继承的缺陷 ,需要对这部草案中的有关规定作如下修改 :在用语上以“错误”取代“重大误解” ,将认识错误、表示错误与传达错误并列规定为能够成为民事行为撤销原因的错误 ,将对错误的民事行为的撤销权仅授予存在错误的表意人 ,将在实施错误的民事行为时无重大过失规定为表意人行使对这种民事行为的撤销权的主观条件 ,将相对人知道表意人存在错误规定为表意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

体育赞助与《合同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等研究方法,从经济学、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体育赞助的特征:(1)自主决策性;(2)商业性、公益性与有偿性;(3)非所有权转移、依附性;(4)宏观上的非完全等价交换性、风险性。依据特征论述了体育赞助相关法规的不足:体育赞助合同不适用于《合同法》中的买卖和赠与合同条款,只适用于总则,但总则不能为解决体育赞助中的纠纷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对在《合同法》中补充赞助合同的相关条款提出了建议:(1)补充赞助合同的相关条款应体现鼓励交易的原则;(2)体育赞助合同应遵循双务、有偿合同的法律规则;(3)重点明确第三方过失导致的违约责任。

欺诈在法律行为范畴中的规范意义——对《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解释之检讨

欺诈在公法、私法中具有多样的规范意义。因旨在维护表意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法律行为范畴中的欺诈非立足于欺诈者,而是立足于受欺诈者进行规范设计的。因此,单纯的、对他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未产生错误影响的欺诈,虽在道德上具有可谴责性,但在法律行为范畴中并不具有规范意义。法律所关注的是,应如何救济受欺诈的法律行为或受欺诈的合同。对欺诈与受欺诈不作区分,将受欺诈误解为欺诈的著述方式,值得检讨。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兼谈《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功能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但强制性规定中的非效力性规定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逃逸"可能架空该限制的意义。《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立法者就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事项对司法者的概括授权。《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该概括授权的行使路径的说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因欠缺但书规定而导致的功能减损。

论中国行政合同的几个现实问题——新《合同法》出台后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法规出现过“行政合同”字样，行政合同仍只是学者们在学理上对某些合同的称谓。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将行政合同排除在其调整范围之外，从而使我国行政合同方面一些久争未决的现实问题再一次摆在了理论界和司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