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唐诗归》对刘希夷诗歌的独特定位

《唐诗归》是明代钟惺和谭元春共同编撰的一部唐诗选本。在《唐诗归》中,钟、谭以独特的审美品位选评刘希夷诗歌,提升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但并未收录使其闻名的《代悲白头翁》,这体现了钟、谭“不徇名以求”的评选标准与“灵与厚”的诗学理想。

断代诗歌修辞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

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是一部体系科学、材料翔实、方法科学的学术著作。作为断代史与文体(语体)史相融合的中国修辞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段著对唐诗修辞史的研究是基于对唐诗中的修辞现象及其发展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以唐诗中各种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考查唐诗中各类修辞手法和言语风格在不同时期、诗体、流派、题材的唐诗中的特点、变化和影响,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唐诗中比喻运用、句法修辞、言语风格等修辞现象,探讨唐诗修辞在诗歌修辞史中的特征、地位和贡献。

维特·宾纳《唐诗三百首》翻译缘起研究

译者的翻译缘起受制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译者的诗学追求和政治思想主张与所处时代的诗学风尚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支配着译者对所译文本的选择,同时又对译本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译介学理论,以维特·宾纳《唐诗三百首》的翻译缘起为例,通过研究分析维特·宾纳的书信、文章、译本序言、译诗等历史文献,探讨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者的诗学主张如何影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译者诗学追求的翻译文本契合时代需要是促成译本在译入语国家成功接受和传播的重要归因。

《唐诗集注》的编选内涵与论艺特点

南宋赵蕃、韩淲所编选的《唐诗集注》一书,以收录中晚唐诗人作品为主,从侧面显示了宋代诗坛从江西诗派到晚唐诗风的演变趋势。《唐诗集注》的选诗和笺注,表达黍离之悲和节义情怀,抒写怀才不遇的人生际遇,宣扬濂洛风雅、关注世教。《唐诗集注》意在经世致用,评点多规警之语。《唐诗集注》在诗学审美上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强调怨刺要委婉含蓄,主张诗歌追求意在言外的味外之旨,并擅用比较的方法,表现诗歌之间艺术创作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该选本的成书和南宋时代背景、理学风行、编注者的人生际遇等因素息息相关。

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多重视角下的史论结合——段曹林《唐诗修辞史研究》评介

段曹林《唐诗修辞史研究》是多重视角下史论结合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微观视角诠释了“唐诗修辞史”这一核心概念。该著还从宏观视角,结合文学、美学等做了跨学科探究。对背景、基础和动因的特别重视,是该著史论结合的一个具体体现。

悲欢之情,在于人心——赵季平《唐诗歌曲八首》情感把握与表达

唐诗是中华文明之瑰宝,在体现深厚文学底蕴的同时,也渗透着深刻的音乐美学思想。唐太宗以其“悲欢之情,在于人心”之审美思想入乐,影响着当时美学思想的发展,同时对现代声乐作品演唱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论述赵季平《唐诗歌曲八首》中体现的审美思想,结合对于诗词的文本分析和个人演唱实践体会,呈现“悲欢之情,在于人心”对于当代声乐作品演唱的指导借鉴意义。

唐诗叠词英译中文化因素的再现——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英译为例

唐诗叠词在英译中常常因为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翻译困难。本文基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从文化重叠、文化交叉和文化缺省这三个方面,对许渊冲《唐诗三百首》中的叠词英译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如何采用直译、意译、增补、减译等翻译技巧,再现叠词蕴含的内在意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蔡廷干《唐诗英韵》的译介与接受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诗歌不仅是中华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该文以蔡廷干的《唐诗英韵》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古诗翻译策略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通过深入剖析《唐诗英韵》的翻译方法、语言特点及其在海外的影响与接受情况,发现:其成功的翻译实践不仅有效传递了诗歌的韵律美与意境,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培养读者意识、注重翻译选材、增强译者素养、加强中西译者合作、打开海外市场等策略,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唐诗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之新力作——评《唐诗三百首讲疏:上、下》

清代蘅塘退士孙洙所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以教育启蒙为目标,所选诗作多畅达自然,圆转流美,便于吟诵,故风行于世,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具活力。《唐诗三百首》孙洙之自注早已失传,后人虽多有补注、选注,但皆出于一时功利需要,未能充分展示唐诗之美,殊为遗憾。雷恩海教授以教书育人之心愿,于众多唐诗选本中独取该书为之讲疏,详析三百余首诗歌之历史背景、逻辑义脉,力求复现唐人精神与文化,再现读者心中的大写唐人,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具,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力作。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杜甫的定位和接受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共选录278位诗人的1940首诗。杜甫诗歌255首,居首位。从五言古诗到七言绝句,七种“体裁”并选杜诗。所选古、律并以杜甫居首,绝句则未列前茅,不及李白、王维诸人,甚至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王涯,所选绝句亦高于杜甫。充分体现出沈氏对杜甫诗的定位:兼备众体而特擅律诗,绝句则稍逊。杜诗在《唐诗别裁集》中的定位,则与沈氏论诗力倡“格调”紧密关联。“格调说”强调情旨的“温柔敦厚”并“怨而不怒”,在语言上则要含蓄慰藉,措辞温婉且格律严整。《唐诗别裁集》对杜诗的编选凸显出沈德潜在诗学上的独特眼光,其对杜诗的接受显然是基于杜诗契合沈氏“格调”诗学的理想典范。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接受美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英译研究——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为例

唐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推陈出新,风格多元多样。唐诗外译最直接地扩大了唐诗的受众群体,将我国优秀灿烂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使其他国家的读者也能得到这种独特的美感享受。唐诗中有许多典型的意象,这些意象所带来的美感在外译的过程中如何传达?本文以学者姚斯(H. Jauss)和伊塞尔(W. Iser)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中的经典译篇《登鹳雀楼》和《山居秋暝》为例,分析许渊冲唐诗译本中意象的翻译,以揭示接受美学理论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田园山水与烽火闺情——《唐诗三百首》艺术世界解读之二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唐诗三百首》是二百年来国人学习唐诗的童蒙读本。《唐诗三百首》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焕发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如何理解《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既是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践话题,也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学术话题。除了抒怀序志与亲情友谊外,田园山水与烽火闺情也是理解《唐诗三百首》艺术世界的独特视角。

《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意、情意与深意(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书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一个人读书越多,胸怀越是广阔,也就越能理解这个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当你爱上读书,独处就成为一个人的狂欢。文学有一种能够润泽心灵、塑造人格的神奇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特撰写此文,希望通过阅读经典《唐诗三百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在阅读中汲取进步力量,坚定文学信仰,激发文学热情。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新,以文铸魂。

带着唐诗去旅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二年级,陈老师让我们读背《唐诗三百首》,唐诗里有着绝美的风景、动人的故事、伟大的人物。为了让这些风景、故事和人物在我脑海中更加生动和鲜活,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到行旅诗最多的大西北去旅行。要到西北,我们要突破四川盆地北部的大巴山和秦岭。连绵不绝的青山和峡谷,陡峭的悬崖,婉蜓的嘉陵江,形成了艰难险阻的道路。

《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意、情意与深意(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唐诗三百首》中柳宗元(773—819)的诗。柳宗元在《渔翁》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jí)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ǎi)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人,世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后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眼看政治抱负落空,他内心十分苦闷,只好寄情于异乡山水,并写下了许多吟咏永州地区湖光山色的诗篇,《渔翁》就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其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两句历来被后人称赞。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