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引《国语》考述——《册府元龟》引书系列研究之三

借助计算机辅助研究和Python语言编程技术对《册府元龟》引书进行穷尽式统计与分析,可有效解决《册府元龟》“引文不注出处”的历史问题。基于《册府元龟》与《国语》的数字化文本,经过全文比对并辅以人工处理,得到完整的《册府元龟》引《国语》数据库。通过引文特征分析,可大致推断《册府元龟》引《国语》所据底本当为公序本,或极有可能大量参照了公序本。对《册府元龟》引《国语》异文的考辨,可为进一步完善校订本《册府元龟》提供参考。计算机辅助研究方法的应用对于引书研究及文献校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国语》的叙事及其蕴含的道德史观(上)

《国语》是中华原典之一。关于它的叙事,近年来学术界大多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给予研究。我们认为,叙事研究不能局限于方法和技巧,而应深入历史文化领域。《国语》的叙事可从下面四个方面略作分析。其一,选材。西周春秋史事浩繁,题材广泛,《国语》的母题却偏重箴谏,多数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这个母题,表达了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其二,修辞。最具代表性的是定性语词的使用:例一,以“谏”字为标识的箴谏故事都蕴含着“谏曰—不听”结构,很有张力,读者会在审美享受的同时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例二,用“虐”字给认定为反派的人物及其故事确定基调,彰显了道德评判的力量。但这样的修辞手段会严重阻碍人们从经济社会根源上揭示历史的本质。其三,引述。引用古圣时贤成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西周和春秋前期,特别是周、鲁、郑等周文化传统深厚的邦国,引用《诗》《书》等较多;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楚、吴、越等华夏化邦国,引用典籍较少,而历史论证和现实分析居多,可以看出历史的阶段性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其四,评论。某些故事叙述完毕,作者会用“君子曰”“仲尼曰”“孔丘曰”“某大夫曰”等来臧否人物、评论事件,说明少数“德行高尚”的精英人士的话语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之,《国语》的叙事表现了鲜明的道德色彩,抒发的是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后世的所谓贵族共和精神多有相合之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历来为士人所传诵。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是在春秋理性与迷信交织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重的时代思想烙印。它记载了心疾、无慧和童昏等生理性心理疾病,描述了顽、贪惏无厌和好洁等心理性心理疾病,并对生理性与心理性心理疾病的关联有理性认识;分别论述和总结了情绪、神志等生命力、行为乃至人格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包含"视正听和"、日常行动不"壹"、分业居住、教育和"节"制是达到和保持心理健康途径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可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从重复叙事看《国语》的口头讲诵性质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散文,《晋语》《齐语》《吴语》《越语》四语中出现了大量程式化的重复叙事,涉及到语言、动作,可以分为语言重复和行为重复两种类型。语言重复按照人物和时间,又可以分为同人同时、同人异时、异人异时三种情况。同人同时就是人物A和B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只有一次对话,对话中的x结构重复了n次;同人异时是在A和B之间,时间经过n段,对话中的x结构重复了n次;异人异时是A和B的对话,分别在A和C、A和D之间重复,人物的替换暗示了叙事场景和时间的转换。行为重复指人物A和B的行为s,分别在A和C、A和D之间重复。瞽史通过讲诵的方式叙述历史,常用重复叙事的手法来记忆历史事件、嘉言善语。通过对《晋语》《齐语》《吴语》《越语》重复叙事进行分析,证明了这四语保留了口头讲诵的痕迹,是瞽史讲诵的记录本。

《国语》《国策》中的疑问句

本文从下列四方面研究了《国语》《国策》二书中的疑问句：（一）用单词帮助发问的句子：指明二书是用哪些疑问词进行发问的，论证了各个疑问词的使用规律，并比较了二书疑问词的异同。（二）用结构帮助发问的句子：证明二书是用哪些结构进行发问的。（三）疑问句分类：二书疑问句可分为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委婉问、反问五种。

公序本《国语》“我先世后稷”文证是

传世《国语》，自宋代以来，俱为三国孙吴韦昭注本。北宋时人宋庠讲述说：“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於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其传世版本有两大系统：一为宋庠校本，附宋氏自撰《国语补音》三卷於全书之末，因宋庠字公序，後世习称“公序本”或“宋公序本”；

《国语》宋公序本刊刻考

一、公序本系统 宋代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国语》曾被多次刊刻印行，而多属公序本系统，今天已知存世的五部宋刻《国语》①均为此一系统，故公序本刊刻情况值得特别注意。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

作为先秦语体史书的典范,《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其叙事艺术的研究由对某些篇章的肯定到对整体叙事本质的确认,人物塑造艺术的研究从塑造方式、形象内涵到原型意义的逐步深化,语言艺术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这些都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析“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关于《国语》的研究 ,学界一直集中在讨论其作者和成书的问题。近年来 ,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评价有些进展 ,但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其著书笔法问题。本文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 ,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国语》“武王伐殷”天象检讨——兼论江晓原、钮卫星之《回天》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七律对 ,是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较早也较完备的记述 ,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该文在分析此文献及韦昭注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隐藏着但为前人忽略的重大天象———水星的逆行 ,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江晓原、钮卫星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推算结果 ;同时 ,指出了江、钮二人的个别武断失察或有意规避之处 ,特别是其对于“岁在北方”记载的决然拒斥 ,认为其实大可不必 ,即与其结论并非完全不能调和 ;此外 ,该文不仅给出了江、钮二人所列前人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44种异说”之外的第 45种说法———即明黄道周的戊子岁 (前1 0 53年 )之说 ,而且剖析了伶州鸠之言尤其是韦昭注的某些不洽乃至错漏 ,进而提出了“辰在斗柄”至少是“辰在戌上”

《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二子本之对比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两个传本明金李刊本与宋元递修本间存在差别,金李本虽也有一些错误,但在使用借字、正字、古字、生字时有其一贯的特色;在使用助词"也"时也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而递修本在遇到公序本与明道本的异文时,总是一味依从明道本,以致模糊了作为公序本传本的特色。因此,金李本更胜于递修本。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是后者非者,多系金李本刻工之误;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非后者是者,实因金李本于旧版明显的讹误处已有所修订,因此,金李本可以说是一个经过修订的公序本。

简析《国语》散文创作的独特成就

《国语》是先秦时期三部历史名著之一,作为优秀的历史散文,是直接用当代语言就“事’说理的.这些“事”,有内政,有外交,有国事,有家事,天道、鬼神、地理、人事,应有尽有,可以说,它把春秋时代那些议论精详、形象生动的言论都记录了下来.这使它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因其以记“语”见长,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

《国语》中的“为之名”结构及其他

《国语》中的“为之名”结构及其他刘利１．０先秦汉语“为之名”结构中的“之”是否等于“其”，这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老话题。前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说：“故《孟子·公孙丑》篇：‘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周官·载师注》引此，‘为...

民国小学《国语》课程与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塑造——云南彝族阿细教育的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政府推行制度化教育以把边疆少数民族整合入国家之内,以达到培养其国族意识的目的。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国族建构首先必须学习和掌握国语。通过对档案文献及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分析,考察民国时期云南彝族阿细学生《国语》课程学习的历史过程,展现此过程中阿细学生从阿细母语到国语纽带生成变化及国家意识的塑造机制。

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文章对现在日本小学一至六年级《国语》教科书 12册的全部课文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从课文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社会角色及课文的中心内容等方面分析了该教材 ,结果显示该教材注重日常感性生活 ,注重普通人的情感 ,注重培养生活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等 。

《国语》成编新证

《国语》体史记的诵记、著录始于何时,各国别《语》分别出自哪国史官之手,最后又由哪一国或哪几国的史官瞽矇将之整理、汇编成集的?先儒和时贤对这些问题虽已分别作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但始终未能得出圆满的结论。究其原因,可以举列出许多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忽略了楚国与赵国学者的制典作册能力和文化创造作用,而将视线过份专注于某一鲁儒或孔门弟子身上。

先秦汉语提宾助词的使用特点——基于《左传》《国语》的比较

古汉语中有一类结构助词的语法功能是提取宾语,使宾语前置于动词,可称为"提宾助词"。《左传》《国语》是上古汉语代表性文献,分析并比较这两部文献中提宾助词的用法和特点,发现提宾助词在两书中的使用没有实质差异,表明提宾助词在先秦汉语中的使用有较为严整的规律。在使用提宾助词的前置结构中,前置的宾语形式灵活、富于变化;动词一般是简单动词,少有复杂形式;提宾助词在使用中趋向凝固化和习惯化。

《国语》和《左传》的异同比较

《国语》和《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两部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著作。二者相比,在思想内容上大体一致,都具有以民为本、崇尚礼仪、揭露暴君丑行和颂扬爱国壮举的思想倾向。在表现形式上则不相同,《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语言风格较为质朴;《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语言风格较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