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大明律》朝译对朝鲜语言文化的影响

《大明律》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法典之一,于14世纪后期传入朝鲜半岛。朝鲜王朝积极接受《大明律》,主要体现在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用吏读文对法典的语言表达和执法规范进行修订,并翻译出版《大明律直解》作为执法的指导,从而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接下来的500多年间作为一般法的基础地位。同时,它还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方面对朝鲜半岛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汉朝翻译领域内逐字直译与修订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的形成与发展。进入新时代,深入探索《大明律》的翻译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还能加深我们对汉学及跨文化交流内在规律的认识,对推动中华典籍外译事业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大明律》英译研究

《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直到2005年,由Jiang Yonglin翻译的《大明律》英译本才面世,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14世纪末期的法文化提供了可能。文章拟从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这一理论视角解析该译本在目的语国家遐迩闻名之原因。研究发现,Jiang Yonglin的译本适应目的语翻译生态环境,凸显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保持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生态维度的和谐与平衡,最终使得该译本誉满全球。文章可拓宽《大明律》英译本的研究范围,推动中国法律典籍更好地走向世界,从而促进中西方法文化交流。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法律文本的描写性翻译研究——以《大明律》英译本为例

《大明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Jiang Yonglin为实现其文化交流之目的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删有度、直译或顺译、深度翻译,从而使得该译本誉满全球。

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大明律》转型的历史启示

为回应现实问题、适应时代需求,财税法学界首倡领域法理论,主张以横向领域分类法与纵向部门分类法"同构而又互补"。此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的部门法学"川"字形分类和研究范式,将其发展成当代"井"字形网络状分类,而且是对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思维的革新,使一些长期争论不定的重大法学问题迎刃而解,为各种新兴法律学科的发展正名开道。《大明律》对《唐律疏议》做了从十二篇到七篇、从部门法到行业法、"以类附篇"的体例转型。这个转型与领域法学的创新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能印证领域法学的合理性,对领域法学理论创新具有历史启示的意义。

《大明律》“小注”的注释体例、注释方法及其性质

“小注”作为中国经学注释的常见形态,亦常见于中国历代律典之中。《大明律》中含小注条文共81条,其中常作补充律文之用的非“谓”字小注共31条。从小注的内容上看,“谓”字小注往往综合运用训诂、示例、列举、体系等注释方法对术语或者律句进行文义解释,另外也对立法目的、法律程序以及刑罚适用、计算规则作进一步释明。非“谓”字小注的内容主要是补充刑罚的适用、调整律文的适用范围以及补充法律程序等。而从形式、内容以及方法上将《大明律》与《唐律疏议》《宋刑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大明律》小注是《唐律疏议》《宋刑统》中疏议和小注的有机结合。因此,小注是立法者在借鉴前代律典的基础上,使之在本时代发挥实际作用的重要工具,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小注是律文解释或者是另一种形式的律文,它更倾向于哲学诠释学中“阐释”概念,是中国传统法律阐释的体现。

《大明律》之特点琐谈

《大明律》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大明律》看明朝王权对宗教及涉神事务的司法管理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权总是把自己放在宗教之上,让宗教为政权服务,而不允许宗教危害自己,这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特点。《大明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臻成熟的一部法典,它上承“唐律”,下启“清律”,计30卷,460条,7篇30门,内容广涉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其中有关宗教及涉神事务方面内容的有32条,散在各篇各门之中,通过对这些条文的分析,可知明朝王权对宗教及涉神事务以司法手段管理的概貌。

《大明律》论

我国有明一代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其中历经三次大规模修订的《大明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大明律》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大明律》在明代实施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断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这些干扰始终未能影响它的正统法典的地位。《大明律》的研究,会对我国当代的法制建设具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大明律》与中华法系“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是中华法系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首”在先秦典籍中已出现,到唐代开始成熟并形成制度。《大明律》的颁布标志着明代的自首制度已经完善。明代的自首制度不仅代表了中华法系自首制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中国法典对近世日本的影响——以《大明律》为例

《大明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当时东亚地区先进法文化的代表,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江户幕府推崇儒学,也重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律例。尤其是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不仅自己喜欢研读明律,而且指令学者们研究明律,推动形成了学习研究明律之风。德川吉宗在任期间,开展了史上著名的“享保改革”,改革的多项内容受到明律影响,特别是江户幕府的出台的第一部综合法典《公事方御定书》对《大明律》多有参酌和仿效之处。

《大明律》中“不坐”条款研究——以当代刑法学为视角

《大明律》中的“不坐”条款仅仅是表达出罪的术语之一,这与现代刑法迥异。究其原因,是现代刑法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犯罪理论,并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对出罪进行了更为简明的限制。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进行无罪推定,这意味着任何人都预设为无罪,而不是居于有罪与无罪的中间地段。入罪成为了刑事立法以及司法的核心任务,只要不能入罪,则当然推定为无罪。但古代对于人更多是一种“圣人-常人-罪人”的动态划分,人通常处于待评价地位,并非简单不入罪就必然无罪的状态,为此就需要有细致的出罪规定。《大明律》详细规定出罪的立法模式,这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而言,出罪规定可以补充单纯入罪不足,且更加彰显刑法的谦抑性。这是我国刑法文化的优良传统,理应得以研究与发扬。

《大明律》体例变化原因辩证

关于《大明律》体例变化的原因,学界一直存在很多不同主张。本文将以洪武九年(1376)修律这一被人忽视的修律过程出发,探究促使《大明律》体例转变背后的立法技术动因。文章首先从辨析“普法说”这一原因入手,围绕唐律与明律律文本身的特点以及洪武年间的断狱实践分析这一原因的不合理之处。进而以《律解辩疑》与《大明律直解》两部明初律学著作所载明律为对象,指出“六部体例”的具体成型时间为洪武九年修律时,从而排除关于明律体例变化是由于“政治斗争说”此一原因。最后,文章将以“杂犯”的演变为切入点,以明律体例变化中所运用的“化约”的立法技术为中心,阐明七篇体例形成的立法过程和它背后最直接的立法技术选择。这一过程表明《大明律》体例变化是律典结构合理化与分类精细化的必然结果,是古代律典修撰技术在明初的一次系统检验与创新。

《大明律》在朝鲜王朝的吏读翻译研究

《大明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是朝鲜半岛法制的源头,在朝鲜王朝施行了近500年。移植《大明律》是朝鲜王朝的立国所需,翻译《大明律》不是译者个人行为,而是国家精心组织的翻译实践的集体行为。《大明律》译者多为精通汉学及儒学的上层士大夫,非古代朝鲜官僚体系下游的译官。翻译者以“借字表记”的“吏读”方式翻译了《大明律》,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对律文进行增删、更改等加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译文,即《大明律直解》。《大明律直解》是朝鲜王朝的官方译本,实现了明律的迅速移植,促进了明律的本土化,其律法思想对《经国大典》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明律》《大清律例》有關戲曲的條文及相關案件考述——兼及明清戲曲治理的問題

《大明律》中“工、樂户及婦人犯罪”“娶樂人爲妻妾”“收藏禁書”“官員宿娼”“買良爲娼”“搬做雜劇”等與戲曲有關的條文,爲《大清律例》所沿用,但從《大清律例按語》可見相關條例時有增减變化,而《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續編》《刑案匯覽》等收録的與戲曲有關的清代法律案件,顯示出這些條文在戲曲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據清末沈家本等編訂的《欽定大清現行新法律大清現行刑律案語》等,上述條文已多成具文,則又説明隨着演劇興盛,清代自上而下的戲曲治理漸趨鬆弛。

《大明律》中的消防章节

《大明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法典，它上承《唐律》，下启《清律》，其形式与内容较之《唐律》有很大发展，几乎完全被《清律》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