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已有研究者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天主实义》之成书过程再考辨

关于利玛窦最负盛名的著作《天主实义》的成书过程,虽前辈学人撰文多有发明,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另外,此书与同时期其他几部相关著作的关系,并未得到清晰的阐明。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详细的文本分析显示,《天主实义》在结构和内容上多有因袭罗明坚《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和范礼安的《日本教理手册》,特别是可能属于初稿的前四篇的大部分章节。另外,本文亦根据《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和《利玛窦书信集》及其他相关记载,考辨诸多章节可能的写作时间和契机,附带论及《天主实义》和利氏晚年所编辑《要理问答》之间的关系。

“似非而是”还是“似是而非”——《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篇》的一个比较

从《天主实义》到《畸人十篇》标志着利玛窦传教重心的改变。前者力图调和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重在“以理服人”;后者突出非理性的信仰,重在宣讲来世的存在。利玛窦自称《畸人十篇》为“似非而是”之论,实质上却是“似是而非”之言。

《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

《天主实义》基于天主教之天主论批评了佛道所谓的空无宇宙论 ,以及佛教的“我”或佛观念。由于对佛道的基本态度是“易” ,致使《天主实义》的天佛 (道 )对话表现出否定的性质。尽管如此 ,对话也揭示了中西两种宗教思想的根本差异。

试论《天主实义》对朝鲜实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著述的宣传天主教教理的著作,同时也是首次被介绍到朝鲜的汉译西书。该书传入朝鲜后,书中关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灵魂不灭、众生平等观、知与行理论,以及西方的风俗、哲学原理等吸引了一批进步儒生,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渐渐地脱离了传统性理学,进而影响了朝鲜实学的形成和发展。

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主义哲学看《天主实义》英译本几个重要术语的翻译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一部护教性著作,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西方中世纪流行的经院主义哲学范畴和论理。现有的从翻译角度对《天主实义》所做的研究,仅限于如何用中文翻译西方术语。对英译本中一些重要的哲学术语和概念,如上帝的"性""情""形""理"等进行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比分析,可以通过翻译批评,能够管中窥豹,对阿奎那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及人性论有一个深入的解析。

论《天主实义》中的自然理性

“自然理性”或“自然法”,是利玛窦自认为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发现的与基督教一致的地方。利玛窦在其护教性著作《天主实义》中运用了最能体现该认识方式的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论题和思想,包括托马斯·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方法、用以批判佛道空无论和程朱理学的唯实论和分有论。尽管“自然理性”一开始被利玛窦作为连结天主教教义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共同纽带,但是,要在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自然理性”与传统儒家思想建立在经验和心识基础上的“自然理性”之间划上等号尚为时过早。《天主实义》中论述的“自然理性”与利玛窦在中国传统经书中发现的“自然理性”之间的区别,其实是“逻辑理性”与“现世理性”之间的区别。

《天主实义》对圣经创造本原论的阐释及本土回应

利玛窦《天主实义》从上帝的存在和神性两方面阐释圣经中上帝为创造主的思想,但隐含着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等的矛盾;同时中国典籍中从来没有创造主/被造物的二元论创世概念,因而其阐释在中国引起了激烈论争,反教者对上帝的终极性和唯一性提出质疑。其实双方都希望以自己对经典的诠释框限对方,因而难以达成统一。这场争论启发读者,只有追求不同宗教的"同中之异",才能使异质宗教文化交流顺利展开。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利玛窦与《天主实义》

在利玛窦写作（《天主实义》之前，其前辈罗明坚巳于1584年撰写了第一部中文版教理问答著作《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简称《天主实录》。范礼安对此书并不满意，1593年，他嘱咐利玛窦重写一本类似著作。1594年，身处韶州的利玛窦开始撰写一本新的教理问答，此时.

天主教和儒家孝论的冲突与对话——以《天主实义》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围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语而展开的争论,使儒家和天主教孝论的区别得以凸显。为调和儒家和天主教关于"孝"的观念,利玛窦附会儒家文化,用儒家的"孝"来比附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一比附中,人与神之间的无限距离这一神学维度隐匿不见。儒耶孝论的冲突中,另外一个问题得以凸显,那就是天主教重视个体救赎与儒家重视维系血缘亲情之间的冲突。尽管争论中存在诸多冲突与误解,但在解释学看来,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利玛窦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以《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为例

作为一位既接受过西方正规化神学教育,同时又通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中,以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为武器,对"中士"悲观主义的生命观和灵魂观予以修正。不仅论证了基督宗教灵魂不灭信仰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将西方经院哲学的方法、气质带入中国,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利玛窦运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对阿奎那的灵魂—身体关系学说、理智学说以及实体类型学说加以阐释,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以《天主实义》为例——看利玛窦对儒学的阐释

利玛窦把天主教原理同中国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用天主教教义附会、补充、论证儒家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诠释,这在《天主实义》中有具体的体现。文章主要论述利玛窦对儒学的阐释及其文化内涵,侧重于上帝即天主、天地崇拜以及对"天"的错误阐释三个方面。

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发展之影响——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引言 《天主实义》是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一部杰出的神哲学著作。初稿撰于1595—1596年间。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传统时代的士大夫们介绍了西方天主教的神哲学思想,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与冲撞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版本极多,

《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对利玛窦的两部重要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作比较，从文本内部探讨两者的本质差异。探讨和比较的目的是想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转移”意义，也就是自1601年到1608年，在对中国文化渐趋深入了解的背景下，利玛窦这位西方文化的承载者的文化输入策略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强势的刺入变为柔和的导入；从言辞的苛刻转为用词的谦和；从逻辑的辩难走向尊重与融合。利玛窦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想把至上神——天主引入中国，但他的主要著作《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的写作方式却是彻底“哲学化”的，本文试图透过文本本身的变化来揭示出两种文化首次碰撞后各自的反应以及所作出的自觉调试。

利玛窦的儒家圣人观以《天主实义》为核心的考察

利玛窦与儒家圣人观的互动是明清时期天主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之一。利玛窦于传教士中首次将圣人的概念跨越到中西文化领域,在肯定儒家圣人的道德具有宗教价值的同时,尝试构建"圣人基督论"的思想,为天主教中国化提供了先驱性的理念。

利玛窦与京师攻禅事件——兼及《天主实义》的修订补充问题

1601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一行以"大西洋陪臣"名义进京献贡,谋求居京传教的机会。适值京师排斥"异学"风气大盛,传教士被动地卷入了一场学术、宗教夹杂政治迫害的斗争。为远避迫害,利玛窦主动接近冯琦等人,以攻禅辟佛为传教自保手段,修订《天主实义》,撰写《畸人十篇》,宣扬天主教与佛教的根本不同及与儒学的相通之理,从而寻求与上层士大夫的沟通与交流,谋取天主教在中国生存的环境。在攻禅事件中,其传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坚定了与士大夫交往的传教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学说倾斜,以取得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可,以辟佛为传教"护身符"。利玛窦与士大夫的学术交往及攻禅的言行是晚明宗教论争的一面镜子。

从“文化回译”看《天主实义》中几个重要术语的英译——兼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论和人性论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一部护教性著作,该书使用了大量西方中世纪流行的经院主义哲学范畴和论题。从翻译角度对《天主实义》所做的现有研究多为讨论利玛窦在"异语写作"中如何用中文翻译西方术语。本文借助"文化回译"这一特殊的翻译现象和论题,首次对英译本中一些重要的哲学术语和概念如上帝的"性""情""形""理"等进行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比分析,希望不仅能够对阿奎那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及人性论有一个深入的理解,而且能够对"文化回译"现象进行多维解读。

颠覆儒家“忠孝”根本——论《天主实义》对《圣经》中的“Deus”和“diligere”的翻译

学界一直普遍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晚明耶稣会士在中国推行的是"适应"政策,走的是"补儒易佛"的道路。然而,如果以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为视角,我们会发现《天主实义》中对《圣经》中的名词"Deus"(God)与动词"diligere"(to love)的翻译实为"异化翻译",即以天主教为本位,以古儒的概念翻译和阐释天主教的词汇,这与译入语晚明社会的主流儒家形成了"对抗"。用"上帝"或"天"翻译"Deus"势必会"颠覆"晚明的"天子"政治理念,因为人人都是由"上帝"或"天"创造的,所以人人生而平等,这样"忠"就失去了合法性;用"爱"(diligere)等同于儒家的"仁",势必使人们舍"孝敬父母"而取"爱天主",这样儒家的"孝"也就从根本上被"颠覆"了。

《天主实义》的今注与新评——读《天主实义今注》

近几年来,有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似乎安静了些。学术诚然不是热闹凑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确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高低有致、扬伏有时实属常态。如若回顾以往研究,我们大可承认,每一波的新著迭出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新史料的挖掘、新视角的审视以及新方法的应用。令人欣慰的是,学界中人并没有蛰伏而休,而是不约而同地投身到史料的搜集、整理、迻译等基础性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