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之思维哲学及其启示

《孙子兵法》流传2500多年仍光芒四射,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有的贵“知”重“计”崇“智”尚“谋”的思维哲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以谋制胜、斗智重于斗力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思维哲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丰富而坚实的根基来源,有着较为严密完整的义理架构,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动态性、层级性、创新性、理智性与和合性的精神特质,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语料库的首部《孙子兵法》华人英译本研究

当前华人《孙子兵法》英译本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郑麐翻译的《孙子兵法》是首部华人英译本,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以语料库为辅助工具,从高频词、文化负载词及情态项的翻译三方面考察郑麐《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内容和风格,发现在以“传意”、传播与促进文本接受为翻译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呈现的译本破坏了原文内容与风格的完整性,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务实”一端,呈现失衡状态。典籍翻译应保持原文与译文的一致性,同时具有可读性,力争在“求真”与“务实”间找到平衡点。

《孙子兵法》备战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当代启示

《孙子兵法》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备战思想,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备己的角度出发,包括“先为不可胜”“胜于易胜”两个方面;二是从备敌的角度出发,包括“攻其无备”“使人备己”两个方面。孙子认为,备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备战要充分,不可轻启战端;一定要充分备战,时刻将强敌对手放在心上,争取战争主动权。孙子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厚翻译视角下《孙子兵法》安乐哲译本副文本研究

作为第一个融合银雀山《孙子兵法》汉简本的译本,安译本通过重构历史语境,以厚重的内副文本向西方汉学界介绍了《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关历史。译者凭借主体辩证思维和“借中释中”“以原文化原文”释译与研究方法,为读者重构中国哲学阐释语境,探求历史本源,具有典型的深度翻译特征。此做法为避免西方读者对中国经典的误读,以及对中国经典《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智慧对外交流与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孙子兵法》和平战略论

“和平”内蕴于《孙子兵法》战略视野、目标、手段、决策、积极备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思想之中。这是《孙子兵法》的大战略思想,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和平战略。20世纪以来,《孙子兵法》伐谋智慧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多领域,也是其和平战略观的典型表现。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孙子兵法》英译策略研究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知识,以《孙子兵法》翟林奈1910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译者行为规律,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角度论述译者如何结合其所在的翻译环境对译本做出适应性选择,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生态平衡点,提出文化典籍英译要适应当下的生态环境,并且译者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及方法,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今后文化典籍英译和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期在当前“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典籍文化传播。

《孙子兵法》与《商君书》军事思想比较研究

《孙子兵法》与《商君书》分别作为先秦兵家与法家的代表之作,前者以丰富的兵学理论见长,后者以严峻的法治观念为主。然两书的内容都紧紧围绕强兵强国的目标展开,故而在战争观、军政关系、士气与战力、后勤保障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孙子兵法》和《商君书》的理论基础不同,二者在战争目标导向上亦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通过比较研究,为我们一窥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与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孙子兵法》“任势”理论内涵剖析

《孙子兵法》中有关“势”的论述很多,非常具有启示价值。军事斗争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孙子将其总结为“任势”理论,其中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准确探知敌我形势,慎重权衡得失;二是做到顺势而为,力争确立战略优势;三是做到并敌一向,集中兵力,认真研究并努力掌握多变战势。

《孙子兵法》中动态系统的领导力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现代领导力研究呈现“理论丛林”状态,没能充分或系统地体现其理论观点。本文运用“动态系统观的领导力”理论框架——“领导环境—领导精神心理—领导行为—领导绩效”对照《孙子兵法》,发现其中的领导力内容与该框架相契合,从内容到体系进一步加深了对该书的理解,促进了现代领导力理论与《孙子兵法》中领导力理论相融合。

探析《孙子兵法》对中医理法方药的影响

该文探析《孙子兵法》对中医理法方药的影响。在搜集研读古代兵书、医书医案、现代研究内容后,总结出以下7点:不战而胜的战争原则对治未病思想的影响;兵贵神速思想对邪宜速祛、谨防失治误治的提示;奇正之道对医家灵活守、变治法方药的影响;造势技巧对多邪共犯时分而治之的提示;九地的不同战法对三焦分治思想的影响;“君能知军”对全面立体用药的提示;用间思想对反治法的影响。中医人研习并活用兵家文化有助于提高医术,也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以兵、医为代表的具有同源性、整体性特点的中华传统文化。

《孙子兵法》中的战斗精神

战斗精神是军人面对危险时坚定意志和勇气的体现,是军队取胜的精神支柱,被历代军事家所推崇。早在春秋时期,孙子就有过相关论述,《孙子兵法》中的“气”实际上就是战斗精神的代名词,而《孙子兵法》作为现存最早的兵书,其中蕴含的战斗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生动体现。研究《孙子兵法》中的战斗精神及其培育路径,可以更好地把握战斗精神的内涵,对于当代战斗精神的培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先秦兵学从“礼”到“权”的演化理路——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

中国礼乐文化的兴盛时期也是“礼”在军法中充分展现的时期,以治军为基础的《司马法》奠定了中国兵学发展的基础。《司马法》是礼乐文明运用于军事领域内的典范,但随着“礼崩乐坏”的时代变化,《司马法》越来越不适用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以用兵艺术为代表的《孙子兵法》,在指导战争制胜的方面成为“权”变的杰出范例。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体现出先秦兵学从“道”到“术”的转变,这对中国后世的兵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语篇视域下俄译《孙子兵法》的主体间性建构——以康拉德译本为例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在俄罗斯的译介与传播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典籍外译是一场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主体间异时、异域的对话活动,因此,在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具备主体间性意识。元语篇是分析和评价译者的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符号资源,在元语篇模式下,译者与读者建立联系、在不同层面上协商认识立场并向读者传递态度的努力得以显化。分析《孙子兵法》康拉德译本中元语篇标记语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康拉德在《孙子兵法》的译文中协调了创作主体、传递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多重主体间关系,构建了和谐的主体间性。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制胜智慧——基于《孙子兵法》“五事”视角的解析

《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智慧不仅可以应用于治军用兵之中,也可以创造性地应用于治国理政之中。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体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智慧。从《孙子兵法》“五事”的角度来看,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短期内就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具有必然性:一是改革开放事业合于“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改革开放事业把握“天”时,顺时顺势而为;三是改革开放事业因“地”制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四是改革开放事业之“将”者,五德兼备;五是改革开放事业遵循“法”则,通过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深度翻译视域下《孙子兵法》俄译本副文本研究——以马良文《孙子兵法》俄译本为例

本文运用深度翻译理论,以《孙子兵法》马良文俄译本的副文本为主要探究对象,对《孙子兵法》译本内副文本进行研究,揭示其针对内副文本采用的不同阐述策略的内部规律,以及副文本如何影响译文读者感悟马良文译本的价值所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孙子兵法》俄译本副文本的研究,使其能更好地为典籍俄译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为何译”:《孙子兵法》英译者之翻译动机

《孙子兵法》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英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考察影响力较大的,或前人研究关注不够的19位西方译者与9位中国译者英译该典籍的动机,发现主要有8种:不满意前人译本;译者自身兴趣;探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国、日本等国的战略思想;国外商业出版公司与大学出版社,以及政府出版机构邀请译者英译;银雀山考古新材料的出现;前辈或导师建议;解决核战争威胁等现实问题的考虑;再现原著丰富含义,提供多种阐释。这些翻译动机的背后既有微观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又有宏观社会主流因素的影响。

《周易》与《孙子兵法》关系再论

很多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汲取了《周易》智慧。但从历史上考察,孙子携《孙子兵法》面见吴王的时候,孔子还没开始编纂《易传》,孙子只能看到《易经》,而《易经》为周文王所编纂,以记录卜筮为用,并未着眼于论述天道人性相关的哲学思想,阴阳爻只做结绳记事之用,鲜谈辩证思维。另一方面,《孙子兵法》和《易传》的价值观有较大的不同,《易传》强调义战,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导向,而《孙子兵法》强调逐利,以攻伐取胜为主要导向,两种思想的战争导向与形成目的有较大差别。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成为主流思想,孙子兵学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也一步步向儒学靠近,儒家的思想内核也逐渐渗透到孙子兵学的研究中,丰富了孙子兵学的思想内容。

《孙子兵法》功利战争观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孙子对战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其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中表现出国家本位的功利主义战争观。“利战”思想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安国利主”的功利战争观,“非危不战”的理性战争观,“上兵伐谋”的谋略至上思想。从根本来讲,无论是慎战备战的理性思想,还是用势用间的重谋思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时性描写研究

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译者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