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歌图》非言语修辞编译的形貌修辞诠释

清末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编译的《孺子歌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采用双语纂辑模式译介中国童谣,其跨符际的非言语修辞不啻为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从《孺子歌图》翻译研究的现状入手,阐述形貌修辞及形貌修辞翻译的主要论题,继而从形貌修辞视角分析《孺子歌图》的英译,从“精选—巧变”的字形修辞、“缩移仿”结合的排列修辞、“以符表意”的标点修辞、“相似—异化”的图符修辞四个维度诠释形貌修辞在童谣编译中的应用。

论童谣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兼评何兰德对《孺子歌图》的编译

童谣是民间口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一种,其翻译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清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所编译的《孺子歌图》探讨童谣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问题。文章指出语体风格、语言特点、独特句法等对童谣的翻译具有重要影响。

译介学视角下《孺子歌图》文化信息和形象的变形

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认为《孺子歌图》童谣中方言、修辞、游戏、民俗等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在译介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变形,变形的背后隐藏着译者、读者和文化地位三方面的原因。因此在中华童谣译介过程中须要构建文化保护模式:以多种方式保留源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以受众为目标适度调整译介手段,重视权威出版,以及致力于多种途径的传播。

清末北京儿歌语音象似修辞的英译比较研究--以《北京儿歌》与《孺子歌图》为例

语音象似为象似性的表现方式之一,指的是借助书面语的视觉效果来传达某种听觉效果,在语言使用中的集中体现便是拟声词的运用。儿歌作为一种综合性文本,除具有文学性外,也具有音乐性。其音乐性的体现,除诗歌本身的韵律外,还包括语音象似的运用,具体则表现为拟声词。由于汉、英文化的不同,对声音的具体摹拟方式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因此,通过拟声词的翻译可以充分体现译者的翻译风格。以意大利人威达雷收录的北京儿歌集《北京儿歌》与美国人何德兰收录的《孺子歌图》为例,对清末北京儿歌中拟声词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以期通过比较研究来窥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论童谣的语言特色及英译——兼评何德兰的《孺子歌图》

童谣是民间口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一种,其翻译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清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所编译的《孺子歌图》探讨童谣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问题。文章指出语体风格、语言特点、独特句法等对童谣的翻译具有重要影响。

何德兰《孺子歌图》与晚清北京童谣海外译介

《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是由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所收录并翻译的中国童谣集。通过对其内容取舍、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可窥见其收录者的中国观——积极正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除此之外,通过对其同期海外传播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在海外引起了多国学者的共鸣。文章以期通过对"他者"视角下的中华文化的研究,予以当今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以启示。

清末童谣集《孺子歌图》社会—语用移情研究

《孺子歌图》作为清末时期少有的出版于海外的双语版童谣集,不仅包含150首广为流传的中国传统童谣,也承载着不少文化内容,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着推动作用。本文结合语用移情理论,从社会—语用移情的角度来分析作者何德兰如何在童谣集《孺子歌图》中移情于西方读者,以实现中西方文化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近代西方人中国儿歌翻译话语研究

近代以来,翻译中国儿歌的西方人不在少数。以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和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为例,通过对两本书中的儿歌《小秃儿》的英译文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基于译者立场和审美的不同,在排版、韵律、韵脚、注解及插图等多方面均存在差异。结合同时代其他西方人对中国儿歌的翻译,可进一步将中国儿歌的翻译话语归纳为“训诂式散体翻译”和“文学式韵体翻译”。这两种翻译话语对于中国儿歌今日的外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来华西人歌谣收集活动的文化史考察——以韦大列和何德兰为中心

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学者开启全国范围内的歌谣征集活动之前,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就已经开始在北京收集儿童歌谣,并先后辑成《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两部集子。韦、何二人接触中国歌谣的动机不尽相同,吸引前者的是蕴含在平民歌谣中的真挚情感、诗意和语言素材,触动后者的则主要是歌谣中的人情之美及其折射的中国国民性。二人在亲自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歌谣文化价值所形成的新观念,尤其是对童谣表达真挚情感这一特质的共同推崇,在深化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歌谣理解的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的歌谣运动提供了来自西方的合法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