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本《宋高僧传》的版本问题

中华书局整理本《宋高僧传》所用的底本是《碛砂藏》本,该本虽刊刻时间较早,然实为元刻本,而并非整理者所说的宋刻本,且舛误亦不少,甚至不如晚出的《永乐北藏》本、《龙藏》本校勘精审。本文就其版本方面的疏失提出商榷,以资参考。

新版《宋高僧传》卷一至三校点商榷数例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了范祥雍先生校点的《宋高僧传》。范先生校点整理此书,考证所使用的几种版本文字上的异同,征引颇广,纠正旧刻中的错失,做了相当细致的工作。书出版后,多有好评。不过,《高僧传》类的古籍,属佛教史书,与一般的古籍不同,整理工作难度较大,点校中要作到百无一失,实不可能。新版《宋高僧传》因此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问题。最近读此书卷一至卷三部分,即发现一些漏失。不揣谫陋,提出供范先生及其它读者参考。倘意见不误,以后重印此书时,或可酌情采入。 以下依卷页先后举出数例。 页一,卷首《进高僧传表》:“仍降凤书,令编僧史。”“僧史”应指赞宁所编《大宋僧史略》,此未以书名号标出。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序》云:“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可证。 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页二,“《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百一羯磨摄》应断作两书:《百一羯磨》、《摄》。后者指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一书。见《开元录》卷九。 同页,“於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应作“《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二众《戒经》指义净译?

中唐以前两京地区的东塔宗——兼及《宋高僧传》之编撰

一、引言五世纪上半期,《十诵律》、《僧祇律》、《四分律》、《五分律》等几部广律先后被传译。之后直到唐初,除了《五分律》较为沉寂之外,其他几部广律皆在不同的地域有各自的传承。道宣在《续高僧传》'明律篇'最后的'论'中称:自律藏久分,初通中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澄一江淮,无二奉矣……其次传本,则昙无德部《四分》一律,虽翻在姚秦,而创敷元魏……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宋高僧传》补校

范祥雍先生点校的《宋高僧传》是一部有极大参考价值的整理本,但其中仍有一些校勘未尽之处,本文择要进行补正。

从《宋高僧传》看唐代外国僧人的汉语学习

文章以《宋高僧传》为文本,考察了唐代外国(籍)僧人在华的汉语学习情况,分析了人数众多的外国(籍)僧人汉语学习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并且总结了佛经翻译、佛教传播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儒学思潮与《宋高僧传》的编修

《宋高僧传》的编纂者赞宁卷入了五代不绝如缕的儒学复兴思潮而坚持回归原始儒学,其思想在宋初崇儒政治条件下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发展。但赞宁的根本目的是重新定位和护持备受争议的佛教,为此他试图解答儒学内部的问题。他驳斥韩愈、孙郃等非议圣人的观点,在推崇孔子、颜回的同时相对忽视韩愈等推崇的孟子;另外他还注重道德和利益的互洽,认为善带来佛教意义上的利,又赞许高僧以廉介、恬淡态度对待为孟子等儒者贬低、却为寺院佛教弘法所必需的财富。进而言之,《宋高僧传》中的儒学因素可被视为关乎史料来源、佛教传统、思想正统、政治环境、寺院教育、个人学识等的解读方式,适合于从历史事实、叙事惯例、宗教认同、政治策略、思想融合、心理互动等多方面去认识。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以来《宋高僧传》研究综述

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当在东晋之初。其时经典传播未广，学者理解未深。自陈而至隋唐，中土佛学大成。法朗、吉藏、昙迁、玄奘开三论、法相之学；智首、道宣，道信、弘忍光大律宗、禅宗；而昙鸾之于净土，智颚之于天台，智俨之于华严，信行之于三阶，金刚智、不空之于密宗，俱开隋唐之大宗派。魏晋以来南北佛学风格殊异之势至隋唐而综合，

论僧传中神异叙事的内在理论逻辑——以《宋高僧传》为例

作为宗教的重要组成元素,神异事迹一直备受重视,频繁出现于僧传中,反映了作者乃至社会普遍的认知。不论是对于记录者、叙述者、传播者,还是对于读者、信众而言,神异叙事都是传递佛教思想的媒介。在僧传中,一方面神异叙事往往以主角的怪异言行为特征,如《宋高僧传》中万迴的怪异表现为忽视差异性,体现佛教思想之真谛(缘起性空)所表现出来的平等理念;另一方面,神异叙事最后又必然回到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从“怪异”向“神异”的转变,反映真谛并不违背俗谛(世俗认知)。僧传中也存在看似违背佛教,比如《宋高僧传》对难陀的记载,但往往又能通过“究竟”与“方便”的理论架构进行合理诠释,从而使神异叙事完全贴合佛教理论。

《宋高僧传》标线浅谈

《宋高僧传》是八八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书。书中加了新式标点,给读者提供了很大帮助和方便。整理古笈,首要任务就是断句加标点。标新式标点,其中就有一个标线问题——打专名线和书名线。标线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提示读者,有利于读通原文原意。专名号,应该只限于用专名,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国名族名,朝代年号,封号谥号等等。此外,不定指者,一概不加专名号。书名号,只用于行文中的书篇名、诗词文章题目等。除此,一律不用书名线。 在《宋高僧传》里,许多“京师”（包括京城、京邑、京都等）和“胡人”（包括胡语、胡地、胡族等）都标了专名线,这是值得讨论的。古汉语中的“京师”,就等于今天的“首都”,唐有唐京师（长安）,宋有宋京师（开封）,单称京师,是不定指者,不应标线。再说“胡人”,历史上,除汉族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胡”。汉代的匈奴人,可称作胡人;宋代的西夏人,也可称为胡人。甚至,凡外国人均可唤胡人。“五胡乱华”,很难说准是那五族。泛称胡人胡语,是不定指哪国哪族,俱不宜标线。 假如给泛称共名标了专名线,不但失去了专名号的意义,而且易产生歧意。例如: 8页2行“空姐见普贤阿立梨”（阿阇梨,是梵语,译为教授。打了线。

《宋高僧传》人称代词研究

《宋高僧传》是一部取材于唐朝到北宋初期的高僧传的经典著作,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通过对《宋高僧传》人称代词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人称代词的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因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人称代词的在汉语史上的变化规律。

《宋高僧传》标点商榷(一)

《宋高僧传》是最为重要的中国佛教史籍之一，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祥雍先生的点校本，嘉惠学林，其功甚巨。然该版本在标点方面尚有一些可资商榷之处，笔者近日在阅读该书时，随录其点校中有疑义之处，略申管见，俾再版之时得成全美焉。专名号：1．整揸元年，避旦以龙潜晋±之日，便仰蝎名。

《宋高僧传》成书考

《宋高僧传》记录了唐高宗至宋太宗320年间656位高僧的行迹,是研究唐五代时期佛教及社会各方面的重要文献。文章通过对其书编修的起因、分科的标准与体例、成书的文献来源等进行辨析,对学界利用该书,将大有裨益。

《大宋僧史略》与《宋高僧传》成书时间考

《大宋僧史略》与《宋高僧传》是北宋初著名的佛教史学家释赞宁的两部重要著作,在中国佛教史上皆有重要影响。两部史籍的成书时间先后决定两部史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理清两部史籍的成书时间,有助于深化对两部史籍的研究。

中华书局版《宋高僧传》的标点错误

中华书局排印本《宋高僧传》,是范祥雍先生以《碛砂藏.宋高僧传》为底本,参照多种典籍,加以校勘标点的。该书的标点存在很多错误,其原因在于:对语句含义没有弄懂,对语气没有理顺,对所涉及的佛教知识没有搞清楚,对地理、人名、职官、文化欠缺准确把握。

《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译学问题初探

《宋高僧传》是一部佛教经典,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非常重要的翻译研究资料,但很少有研究者涉及这一领域。笔者从译林与译制、翻译名与实、译事之演进和译论四个方面对《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及的译学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以期待能够对今日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宋高僧传·行满传》辨误

《宋高僧传·行满传》所载“行满”为“万州南浦人” 是错误的。日本《明匠略传》以及《传法记》等所说行满为苏州人是正确的。行满师承的是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大师,绝不是石霜门下的高僧。智者院不是行满的栖止之处,其栖止处应为乃师荆溪湛然的所居之处。行满的生年是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卒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84岁。

從宋前史料看《宋高僧傳》中的“實録”觀念

贊寧的'實錄'觀深受正統史學影響,也有尊崇儒術的意味,借助《春秋》《論語》《史記》《三國志》等經史總結出僧史編纂原則,反駁了包括劉知幾在内批評者的觀點,並憑借佛教觀念的支撑,爲《宋高僧傳》的材料依據和運用辯護。贊寧還大量采用得自傳聞的小說,這使得其'實錄'觀相比於一些强調目見而非傳聞、注重史料考證的'實錄'觀較爲弱化,但也可從經史和佛教觀念中找到理據,同時也反映了一時學術風氣。

《宋高僧传》点校商榷

《宋高僧传》，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释赞宁奉敕编撰，端拱元年（988）十月书成进上。是书上接唐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了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凡三百二十年间的656位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