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中国调查:以太行根据地调查文本和实践为考察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开辟华北根据地,太行是其中重要的一块。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广大农村的地域传统,中共结合形势发展及政权建设的需要,开展了规模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支部发展状况和群众动员的调查,中共有针对性地作出适时调整,极大地推进了支部的建立巩固,也形塑了良好的党群关系。正是经过战争年代的斗争洗礼,调查研究不仅成为中共普遍性的工作方法,而且因其始终贯穿于根据地的党政建设和社会改造,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政党色彩的原则理念及社会治理范式。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的缘起、路径和价值

民间文艺自古以来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正统教育中很难有立足空间。“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儿童教育问题,大力倡导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儿童本位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教育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通过国文教材、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路径,使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有利于发展语文能力,更在于借助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革命真理、熔铸民族认同、塑造党的形象、激发斗争意志、普及生产知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豆选”看“两个结合”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随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时期的“豆选”,是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早期探索与初步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成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投豆选举“劳农”“劳工”而产生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后来通过投豆选举“好人”“乡贤”而产生的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则是人民政协的历史源头。两期“豆选”前后相继,体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起承转合,蕴含着重要的民主方法论启示意义。“豆选”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全过程”,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民主能够“全过程”的最佳土壤。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学校音乐教育活动探赜

1929年至1930年,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广西右江与左江流域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聚居有汉族与壮、瑶、苗、彝、仡佬、回等多个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丰富,音乐教育是根据地学校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学校主要有党政骨干训练班、农民夜校和劳动学校,山歌创编和革命歌曲演唱是各类学校音乐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学校音乐教育活动是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为革命服务,同时注重课外音乐实践。

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与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取得“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是与井冈山斗争经验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重视和推广,使井冈山斗争经验传播至陕甘边地区。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边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索中学习,将井冈山斗争经验灵活运用到陕甘边革命斗争之中,创建了红二十六军正规化武装,开创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模式,进而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相比于同时期的南方革命而言,陕甘边革命者对红色政权的局部性探索,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伟大实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的实践、成效及当代启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前委、左右江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宣传、发动、教育、组织、武装群众的策略方针,在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左右江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推动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探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的目的和内容、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有利于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拓展政治动员的理论内涵,对凝聚正能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出版如何创制革命文艺新经典——以根据地解放区《白毛女》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解放区,革命文艺经典的建构普遍采用“创制新经典”的路径,《白毛女》便是典型代表之一。在众多参与建构的力量之中,图书出版是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立足于文本生产、修订再版、改编演绎、丛书运作等4个出版运作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歌剧《白毛女》如何在政治权力的直接作用下被“定制”为革命文艺经典的过程,剖析政治权力、出版运作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内源连接关系。

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历史作用

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红三军自1932年夏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后转战两年,在最为艰难的时期,抵达酉阳南腰界并落脚。以南腰界为驻地,红三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川黔边根据地建设,由低谷重新发展壮大。随着红三军的发展壮大,以南腰界为指挥中心的川黔边苏区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可靠目的地。

基于AHP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评价——以涞水县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例

充分认识并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价值是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河北省涞水县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例,从红色旅游资源价值、资源条件和资源影响力三个维度构建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评价层次模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发现评价因素层的红色旅游资源价值对案例地红色旅游的影响最大。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未来涞水县平西抗日根据地红色旅游发展的具体路径,包括区域协同、产品升级、产业融合、市场培育等。

革命根据地非监禁刑制度的实践与经验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中国共产党为因应战时非常状态,创设出一种管教犯人的非监禁刑制度。回溯历史,革命根据地非监禁刑制度实践具有制度储备充足、实施规模巨大、社会效果多元的特征,这一制度在当时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管制和教育并重、实行严格的筛选与审批程序,这些实践经验可以为当前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创新提供历史镜鉴。

革命根据地“教劳结合”的历史出场、实践进程与价值旨归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指导,于革命根据地将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创建了真正属于工农劳苦群众的教育,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步。革命根据地“教劳结合”的实践探索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了劳动的育人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彻底改变了旧文化中“劳动”缺位的现象,在革命根据地树立起了崇尚劳动的新文化与新教育。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继承与借鉴根据地“教劳结合”的重要经验,凸显中国特色、契合时代需求,培育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右江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实践及其对新时代干部教育工作的启示

干部教育培训事关干部队伍建设质量,影响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任务的实践推进,历来受我党重视。以史为鉴,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以培养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好干部为根本目标,以提升党性修养、道德水平和工作本领为核心内容,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为手段,为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实践对新时代青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实践考论——以革命根据地文艺评奖活动为中心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评奖活动是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20世纪40年代革命根据地文艺评奖活动有三个突出特点:具有直观性的作品获奖比例更大,工农兵群众广泛参与,集体创作颇为普遍。文艺评奖活动推动了文艺大众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很有特色,受到毛泽东三次表扬。第一次是在创建、巩固的阶段(1927年10月-1930年6月),被毛泽东称赞为“方志敏”式根据地;第二次是在大发展的全盛阶段(1930年7月-1934年1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闽浙赣省苏维埃的同志们被毛泽东亲切地称赞为“苏维埃模范工作者”;第三次是在三年游击战争阶段(1934年12月-1937年7月),毛泽东称赞赣东北是“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研究毛泽东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褒奖,对凝炼方志敏精神和深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宣传工作组织建构与革命动员

鄂豫皖根据地宣传工作在百年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围绕革命形势发展和中心任务变化,设置了宣传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宣传队、俱乐部、列宁室、新剧团等组织,创新运用多种形式,使群众大会与个别谈话相补充,宣传动员与学校教育、红军教育、社会教育相融合,标语口号、传单漫画、报刊书籍等文学艺术作品相促进,歌谣、戏剧、舞蹈等群众文化活动齐开展,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工作,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根据地争取民众、凝聚民心,唤醒工农、拥军支前,促成兵士运动、战胜“围剿”,保证生存、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宣传工作中总结的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中心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经验为当前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镜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与运行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道委为中心的考察

八七会议后,为统筹暴动事宜,中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党组织开始整合、集中,分别建立领导区域内工作的统一机构,向着“区域组织化”迈进。伴随中共重心向乡村转移,特委、中心县委无法适应,组织工作面临调整。中共中央在大别山区建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道委员会,平衡上下级关系,配合苏维埃政权建设,弥补省委、县委间过大的组织差距。道委建立后,未能发挥预期作用。鄂豫皖省委依据不同区域组织状况,调整机构设置,作“组织区域化”再布局,撤销豫东南道委、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建成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并立苏区的组织格局。限于指导能力及斗争形势,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分别陷入“领导过严”与“自主过大”两种窠臼,组织能效有限。道委的创设、调整、实践体现中共由“区域组织化”到“组织区域化”的演进历程,反映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运行进路,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提供经验、教训。

寻根问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中的族权问题

在传统中国,宗族是兼具地缘属性的血缘组织,是介于个体家庭与国家形态之间的过渡组织。宗族组织发达、功能多样,是传统中国法制与社会的重要特征。宗族问题可以划分为宗族与族权这两个既有联系,又可以分开讨论的话题。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在人格平等、财富平均等理想的感召下,出于彻底革命和改造社会的需要,通过将族权纳入阶级话语、限制地主等剥削者参与政权,缩小村级行政单位管辖面积,组建各种社会组织,没收祠堂、族田,废除包办婚姻,打击土豪劣绅插手乡村事务等法律手段,动摇宗族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抗日根据地政权则修正了苏维埃根据地政权的做法,采取正视宗族并改造宗族的策略,即承认宗族的存在,团结开明绅士,动员他们参与革命政权和公共生活,尊重家庭,保护人权、财权等,同时打击族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对待族权问题的阶段性认知与行动及其中变与不变的家国情怀,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