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在构建和传达文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来源于作者认知世界中的意义载体或心理映射,与英文格式塔意象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是译者无法推卸的责任。施友忠分别采用等效移用、变异增益、融通新创的翻译策略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而支撑这些翻译策略的是译者认知、读者认知和混合认知三种翻译路径。三种翻译路径作为文论逻辑建构的网络节点,充当了认知开关的按钮,激发了读者关于意象的语义联想,疏通了读者关于文论思想的解读通道,拓展了译文可理解和接受的空间,也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侃在北京大学如何讲授《文心雕龙》——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论证前提的思考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以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征引为前提,判断黄侃在北大“词章学”课堂讲授《文心雕龙》的篇目内容以及授课讲义的编撰情况。由于这一前提并不可靠,故所得结论亦难令人信服。其实,范文澜撰写《讲疏》时已拥有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全部讲义,而“词章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文章作法为主,并非无所不包。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主要是在“词章学”课堂讲授创作论部分的篇目,后期则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重点讲授总论部分的篇目,至于文体论几篇,通常作为讲授创作论和总论时的例证,贯穿于前后期,用以配合串讲。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的英译--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是指刘勰建构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包括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思想及其内含文体与风格。施友忠在用英语再现《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处理汉语术语的模糊性与西方术语的明晰性,从而传达了文体论思想;化解汉语语言形象性与英语语言抽象化的矛盾,从而传播了创作论思想;适当使用副文本,解决了文化专有项问题,从而传递了批评论思想;采用原文句型,控制译文句长,从而移植了汉语的骈体与赞体;解决了词句美和情趣美问题,从而再现了原文的风格。恪守翻译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施友忠在《文心雕龙》英译方面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为中西文论的合作与交流开辟了道路。

“以技为喻”释“雕龙”——《文心雕龙》书名再探

“以技为喻”是以百工技艺比譬文学创作的独特言说方式,是《文心雕龙》“象喻”批评最重要的分支与譬喻类型。《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一词,除与“雕龙奭”的典故相关外,亦是以雕龙技艺比类文学创作的“象喻”言说。在“以技为喻”视阈下考察,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其论文钜制,寄寓了三重意涵:一是借古代雕龙技艺渐趋繁复的历史演进以及“雕龙奭”典故的修辞指向,说明“雕缛成体”的文学规律;二是借雕龙技艺“金相玉式”“符采相胜”的审美经验,阐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三是借“龙纹”沟通天人的媒介作用,确立文学“赞天地化育”之神圣功能。

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心雕龙》对创作主体与“物”主体、他者主体、内在主体以及语言主体之间主体间性关系的描述,变主客体关系为主体间性关系,将仅描述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拓展至人与世界万物,这种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其主体化、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思想,正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独创性所在。创作主体与“物”主体邀游交流生成的“思理”、与他者主体研阅沟通产生的“穷照”、与内在主体资养交往达成的“虚静”状态,以及与语言主体精微对话形成的“焕然”的艺术境界,都阐明了主体间性思想的意义所在:主体在与另一主体沟通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获得了超越单一封闭主体的新内涵,生成了主体与主体融会后的新意义。

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纯粹之作——评万奇、李金秋著《〈文心雕龙〉精义今释》

由万奇教授、李金秋编审主编,巴蜀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精义今释》,是内蒙古《文心雕龙》研究团队推出的一部新著。本书精选《文心雕龙》中的二十五篇作为研究对象,由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与文评论四部分构成,以《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命题为线索,运用多种方法对《文心雕龙》精妙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论文立足于本书,从研究体例、研究精义、研究方法、研究团队、研究特色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并回顾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内蒙古“龙学”研究的传承及其对当代“龙学”研究的贡献,指出:本书的问世,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提供了一种楷式,必将推动内蒙古“龙学”研究进一步发展。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兵为喻”与《文心雕龙》批评话语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以兵为喻”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与批评范式。军事理论与文艺理论间的相似性、相通性,奠定了文艺理论批评“以兵为喻”的学理基础。古代思想家、理论家文武兼修、道器并进的知识结构,为文艺理论批评“以兵为喻”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象喻批评的典范之作,在“以兵为喻”范式的运用上,无论是取譬的广度、阐释的深度,抑或使用的频率,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举凡兵形、兵势、兵器,以及阵法、士气等军事元素,皆被刘勰援以论文。“以兵为喻”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话语生成的重要路径。

价值观自信视域下《文心雕龙》教学探析

牢固的价值观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根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血脉中。秉承天人合一思想、兴寄传统、诗教精神的《文心雕龙》蕴藏着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丰富而鲜活的学术资源,课堂中依托这些鲜活资源开展教学,涵育学生对文明、和谐、自由、公正、爱国、敬业、诚信等价值观的深度理解与认同,进而使学生树立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既是《文心雕龙》“以文化人”精神的本然要求,更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选择。

雅丽的“自然”——《文心雕龙》“自然”文艺观探微

刘勰论文,“标自然以为宗”。其所谓“自然”,基本意蕴是自然而然,含摄人文视野中文之产生、文之有采的“本然”,藉文字以成体的文章视野中文以雕饰成采、文之具体创作环节的“本然”,以及文必征圣宗经、雅丽为文章自然之美的“本然”等层面。雅丽是刘勰“自然”文艺观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作品具备“雅义”与“丽词”。“雅义”是对作品情志表达的规定性论述,内涵包括“真”和“正”两个方面;“丽词”是对作品形式因素方面的总要求:情志为本,丽辞为情而设,文辞过丽则会“害用”。刘勰的雅丽“自然”观,既展示了时代新风,又体现了刘勰对当时文论风气的冷静思索与正确引导。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近十年来《文心雕龙》海外传播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近几十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对《文心雕龙》在海外传播情况的研究,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方向之一。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将近十年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文心雕龙》海外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可总结出以下特点:一是翻译主要以英语译本为主,其他语种的译本很少,且存在局限;二是近五年的研究以探究、发扬“中国性、世界性”为主要方向。

《文心雕龙》中语气词“也”“矣”“夫”的修辞认同功能——融合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

古汉语语气词的语义、句法等功能广受重视,但修辞功能尚未获得关注。借助新修辞学奠基人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中的形式认同策略以及体认语言学中的对称性体认方式,论文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也”“矣”“夫”。研究发现,反复出现的三大语气词均与对称结构紧密相关:“也”“矣”衬字足句,形成对称结构,使节奏协调工整;“夫”后可引出对偶、反问等对称结构,有力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这三大语气词在对称结构中均拉近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促进了认同的实现。本研究为古汉语语气词提供了当代修辞学与体认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方法。

在江河湖海之间——论《文心雕龙》中的“水意象”批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批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方法,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亦是大量地借助意象来完成理论的建立,尤其注重对于“水意象”的叙述,故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水意象”批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中的“水意象”批评在接续着“比兴”传统的同时,通过“象”的连接又形成一种“情”本体的诗学建构,并且将“情”与“水”结合成为一种隐喻性的象征结构,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概念。因此,刘勰通过建立“水意象”批评的方法,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美学意义上的理论创建。

《文心雕龙》“文才”论内蕴与生成背景管窥

“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自先秦至魏晋,“才”这一术语逐步由论人到评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才观,主要包括“才源天授,才主学辅”“骋才驭奇,修德为器”“因性练才”三个方面。文学场中的才性论中杂糅着诸多社会因素,魏晋时期奉命创作与即兴创作使“文才”受到追捧,作者地位与交际圈影响了才名的评价与传播。刘勰以“才”论文,重视文才的观念符合魏晋时期逐渐兴起的崇才思潮和文学场的变化。

《文心雕龙》“传神写照”论发覆

“传神写照”是魏晋六朝时期一个重大的美学命题,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从未征引此术语,但仔细考究,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中是有大量相关理论存在的,刘勰吸收了顾恺之“传神写照”论中的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和升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在本体论中,《原道》篇指出“神理”是文学产生的根源,在对“文”的本体追问中呈现出了“神”的审美意蕴;在创作论中,从审美想象的过程出发,与“传神写照”中的“迁想妙得”相似,但不同的是,刘勰将“想”更为具体化,融入了“志气”和“辞令”,认为二者是传递“神思”的关键机枢;在作品论中,《风骨》篇中“风骨”(“情”“志”“理”“神明”)和“采”(“文辞”“词采”)对举,“采”就是为传达出“风骨”的精神内蕴而服务的;《隐秀》篇更加侧重于对意象的描写,类似于“传神写照”的审美途径,即以“隐”写“秀”;在接受论中,通过对“神明”“神异奇伟”和“精诚忠信”的心理感受来感知“神明”的存在。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裁衣之喻:《文心雕龙》论文的语言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了大量的“裁衣之喻”。纺织制衣时描绘用料、剪裁、缝合等语言被刘勰用于评论文章,这反映了古人的形象思维,即注意到匠人制衣与作家为文的相似性。“裁衣之喻”体现了古代纺织技艺的生产经验向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的典型呈现。刘勰“裁衣之喻”的语言特色,建立在其“宗经”的思想观念之上并自成体系,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