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萧统编《文选》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其选入《毛诗序》并在《文选序》中直接称述其语,不但因为该序在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也是因其在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文学理论意义,可推《文选》编纂应受《毛诗序》的影响。且《文选》所收三篇经籍序等均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有近于“论”体者,于当时文学深有影响。这表明昭明深具“篇什独立”的文学意识,也体现出其在选文上“动态”地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文选》把“序述”、“赞论”之类文体“各以汇聚”,“以类相从”,体现出缘起条贯、取类经典的特点,表明萧统亦具有文学发展的观念及文体溯源的意识。

文体渗透视角下萧统《文选》论体观谫论

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具有明显的文体意识,其中包含设论、史论、论三部分在内的广义论体文,既符合论体文研精一理的核心要义,又被赋体与传体渗透,显示了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赋体渗透体现在《文选》论体文铺排与对偶手法的运用上。传体渗透包含经传渗透和史传渗透:经传渗透体现在内容上取经之义和论证上引经之语两方面;史传渗透体现在内容来源于史传,具有叙事性质。赋体渗透形成了《文选》论体文的华美风格,传体渗透深化了《文选》论体文的深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文选》文学性与现实性并重的论体观。

山东省图书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对人才的培养

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并完成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在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古籍修复和管理人员在理论研究、实践技术、综合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培养、提升。本文以宋刻本《文选》项目为例,就古籍修复项目从哪些方面对于古籍保护人才进行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了阐述。

汉武帝的文学史观察--《文选》所载诏体文及《秋风辞》创作简论

《文选》在“诏”和“辞”两类文体里不仅选录武帝作品,还将之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体现了萧统文学批评的眼光和对于文学创作特征及文体演变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汉武帝所应具有的文学史地位的充分肯认。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著述,有关汉武帝文学创作成就的书写是“缺席”的,应该予以重视,即以《文选》所载诏体文和《秋风辞》的创作为主要对象,讨论它们典范性的内涵以及在创作方面的革新意义,进而理解《文选》何以选武帝创作的背后的文学史识。

《文选》赋分类及体系考辨——兼论《文选》赋的文学生态与政治生态

自班固、扬雄始就有以分类论赋的赋学传统,萧统《文选》赋在前人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新的分类标准,通过赋的分类实现对人文的分类。人文之学是人学也是文学,文学讲究文采,而人学讲究治人之学,也就是建设、治理国家的规章法度。《文选》赋所分十五类既有传统抒情文学题材,同时也兼顾政治治理的主题。文采是对作品的要求,是萧统提炼作品主题用来表达观点的工具,文学与政治不是互相掣肘的概念。经过萧统重新组合的编类体系也兼具文学与政治两种生态,文学生态表现为题材编类上崇尚汉代大赋经典,政治生态表现为重视国事正统题材在编类中的重要性,并以此开宗明经。

从论选陆机作品看《文选》《文心雕龙》之关联

钟嵘在《诗品》中将陆机诗作列为上品,称赞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文选》选录陆机作品28篇(111首),占《文选》作品数量的近15%。在《文选》选录的一百多位作家中,陆机作品数量最多,可见萧统对陆机十分爱重。刘勰同样在《文心雕龙》中表达了对陆机的肯定,不仅在文体论中多次以陆作为例,还常引用陆机文论进行选文定篇。本文将两书对陆作的选评进行分类整理、比较分析,探究两书的选评特点、文体观念、文学观念等,以期促进对两书关系的研究。

倪思宽《文选》学发覆

清中叶学者倪思宽著有《文选音义订正》八卷,本书虽已佚失,但他平生所作《二初斋读书记》中存有与《文选》相关的考评札记,藉此可以考察其《文选》学路径与意旨。倪思宽的《文选》学研究补充旧注,辨析讹误,尝试“由音及义”法,展现了其以实学为根植的考订特色;评点兼《文选》文本及旧注,旁通天文地理,采用抽绎互证之方法,体现了实学深度。倪思宽强调古文创作“实而铺写”及“出之简练”,在崇尚求实精神之时,也加深了《文选》学与文章学的互动。校读《文选》所据用的版本并非善本,以及校改有误断之弊,是倪思宽《文选》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文选》选文指向与其“破例”问题的思考——《文选》选文标准研究之三

《文选》之编纂,从选文目的、范围乃至文体分类看,皆自成体例。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其中不乏破例之举:因“美”之故,录少量“经、子、史”;因“人事”虑,非美文而得以入选;“体”亦非一,部分文体可分而不再分;因“整体”故,将左思《三都赋序》置于“赋”类而非“序”体,又为“骚”独设一体。凡此种种,足见“一以贯之”实难,即理论纲领和实际操作之间往往存在差距,且该现象不独《文选》,其他古籍亦普遍存在。

乐理·辞章·玄思:《文选》音乐赋的理论思考

在《文选》15类赋中,“音乐”类位列第14,而数量却在第3。序列的“后来”与数量的“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与萧统对音乐及辞赋的二元认识有关。《文选》音乐赋暗含由“比德”到“析理”、由“易俗”到“致和”、由“宗经”到“尚丽”三条脉络,涉及汉魏以来“丽则”与“体物浏亮”两大辞赋理论以及萧梁时期的赋体、赋源意识。此外,萧统选录的音乐赋,从其选题上又牵涉魏晋“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玄学思潮。

论张岳诗歌对《文选》的接受

从文学接受视角考察来看,明朝前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开展助力《文选》的影响和传播,《文选》在当时受到创作者的重视和不同程度的推崇。朱彝尊称张岳作诗“熟精文选理”,可见张岳的诗歌创作同《文选》有所呼应,包括意象到句法等多方面的取法。在对《文选》的接受过程中,特定的身份和时代背景等多形态的融合使张岳诗歌在言志抒情方面显示出相当的个性特质,诗歌整体表现出自然、雅正的艺术风貌。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文献辑补、文体批评与文章功用--广补《文选》类总集的编辑维度与观念价值考察

拟续类总集与广补类总集的性质不同。《文选补遗》《广文选》《广广文选》《选诗补遗》《选诗外编》等广补《文选》类总集,审视《文选》体例范式的不足,提出广补的编辑方案:或于《文选》选文范围内,增补契合原典选文标准之作;或反思《文选》审美风范,增补收录上古歌谣与乐府民歌等作;或突破传统选文疆界,将视野拓展至子书、史书,确立新的文章经典。文献的辑补,促成总集分类体例的变化调整:或严辨文体类别,增设新的体类名称,丰富文体形态;或调整类目排序,凸显诏令奏疏类文体价值。历代广补《文选》类总集看似不断地批评反思原典,实则是基于特定的时代风尚、文学思潮对其加以修正完善,于推崇遵循与违逆突破间寻求再塑经典的空间与张力。

《文选》编纂宗旨与梁代“孝”文化

萧统自称《文选》是文学选本,是对历代作品做“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工作;但《文选》编纂还有政治宗旨,把《文选》编纂当做是国家的“孝”文化建设,以《文选》编纂大倡孝道。《文选》编纂既是梁代“孝”文化指导下的产物,又有萧统欲弥补“蜡鹅”事件造成的与其父梁武帝的嫌隙、自明孝道的因素。

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

自20世纪初阿瑟·韦利首次译介《文选》以来,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程。本文选取11个英语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文选》节译本,历时梳理《文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厘清不同阶段的译介特征及重大发现。研究发现,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步伐的加快,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一开始的译介逐步深入到《文选》的本体研究,内容涉及作品阐释、文体分类、编撰和选录标准等方面,与国内“新文选学”研究内容趋同,可相互参益,且在版本、注释、校勘等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西学者应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语言与文化优势,构建健全的中西学术交流话语体系,助推英语世界《文选》全译本的诞生,进而切实有效地促进英语世界“选学”新发展。

从三首“行旅诗”再论《文选》“以类相从”

《文选》“以类相从”的分类方式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但此种分类方式在《文选》庞大的体量中也存在各类之间的混淆。诗歌一类中的行旅诗和游览诗就出现了明显错乱。其中原因固然有两类诗歌题材之间天然的相似对编选者形成的误导,但更深层是因为“以类相从”分类方式内在的问题。

《文选》五臣注与开元初年的文学风向——从阮籍《咏怀十七首》注说起

《文选》五臣注力求阐明阮籍《咏怀诗》中物象与时政之间紧密的对应关系,开启了以本意索隐的方式解读《咏怀诗》的路径,在阮籍《咏怀诗》阐释史中有着开拓意义。这种注释方法不仅来自于《文选》旧注的直接影响,而且有向《毛诗》学与《楚辞》学取法的痕迹。五臣注的出现与开元初期唐玄宗的文学需求、《文选》在科举教育中的地位、五臣对前代《文选》学的驳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诗学观念与注释功能的转变。

日藏古抄九条本《文选》引《文选集注》辑补

九条本是日本现存《文选》古抄本,抄写年代较早,故而很好地保存了《文选》古抄本原貌。其注文所引《文选集注》现仅有少部分残卷,且《文选集注》所保留的唐代古注《文选钞》《文选音决》已佚。《文选旧注辑存》是刘跃进先生近年出版的经过系统整理的汇注本,对九条本所引《文选集注》有大量收录,但仍有许多错漏之处,尤其未收入九条本卷背引文。因此,对九条本所引《文选集注》加以辑录,并在《文选旧注辑存》的基础上加以补正,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报任安书》之《汉书》《文选》本校读三则

《报任安书》有《汉书》《文选》两个版本,文字颇有出入。通过“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而仆又茸以蚕室”“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三条的对比分析、得失评价,认为《汉书》本更为真实可靠。

元明六臣注《文選》版本流變的一處關鍵——以贛州本元末補修葉爲中心的考察

贛州本《文選》是六臣注《文選》的祖本。元代,贛州本書板存於西湖書院,在元前中期及元末均有補修。其中元末補修葉之行款字體、文本内容均與原本相去甚遠。此次補修並非參照原本或其他六臣本,而是在保留六臣本基本形態的前提下,大量參考尤袤系統本,部分參考五臣本或秀州本,對補修葉進行了文本“重組”,李善注在六臣本中的地位被進一步强化。此後,經過元末補修的贛州本又成爲明代諸多六臣本的直系初版文本來源。此批元末補修葉是六臣注《文選》版本流變過程中的一處關鍵“坐標”。

从“文话”视域看《文选》的品评——以《历代文话》为中心

《历代文话》中存有不少关于《文选》的零星品评资料。这些品评资料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品评《文选》整体者,或持褒扬态度,或存批评意见;品评《文选》作品者,常从形式、艺术风格、与同类作品的对比及"以小见大"的评文方式上着眼;品评《文选》文体者,常从文体名称、文体起源、文体类别、文体体制和文体演变等方面入手。这些资料虽然带有随意性和重复性,但对《文选》在整个文评史上的地位以及《文选》的评点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