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新校本勘误七则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明史》的“土司”书写与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明史》首次在官修刊行的正史中专设土司列传,却选择性地仅将明代部分“西番”土官归为“土司”。原因是万斯同、王鸿绪等清初纂修者修订稿本时深受明中叶以降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记载的影响。“西番”被析分三大板块是明初在“西番”建政立制过程中因袭、调整元代政区旧制的直观体现,“羁縻”土官被清初纂修者排除“土司”行列。由于明初地方政治实践的差异,陕西、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被纳入不同的军政管理体系,成为清初官修正史界定“西番”土司的深层次原因。到明代后期,“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打破,时人认知观念中“土司”地理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概念运用的考察需注重历史文献语境,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政治实践;土司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或成为与制度史研究互补的一个面向。

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

台北藏抄本徐亁学《明史》是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拟稿,但学界知其存世乃近年之事,该书的特点、价值等有待进一步探究。经考察,徐乾学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审订史稿。卷首韩方卓序言所载史事与历史情形相符。将此书与万斯同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进行详细的内容比较,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三者呈由繁至简的趋势。在记事准确性方面,徐稿对万稿改动较多,但不够精审,以致出现了许多新误,且大部分被王稿、定本《明史》所承袭。总之,徐乾学《明史》在万斯同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对王稿及定本《明史》的成书有较大的贡献。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入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文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 ,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 ,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 ,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 ,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 ,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 ,这是值得商榷的。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 ,在二书纂修过程中 ,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据主张 ,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 ,在《明史》刊刻成书 4 0年之后 ,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 ,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 ,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 。

《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

"二十四史"之一的张廷玉等撰《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过程中,形成了多部拟稿。这些拟稿的前后形成关系情况复杂,至今仍是史学史上有待彻底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徐乾学作为总裁而编成了很有价值的一部《明史》拟稿,但由于学术界得知此拟稿存世为近年之事,特别是其序言作者署名"韩方卓",其身世难于查出,从而导致学术界至今对这部拟稿了解甚少,甚至出现重大误解。本文利用大量资料进行考证,提出韩方卓实乃清初苏州人沈朝初之号,目的在于揭开徐乾学《明史》拟稿神秘面纱之一角。

20世纪《明史》研究成就巡礼

从史学史研究角度而言，《明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与其他正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