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现代性成功“对接”的典范——重读《李有才板话》

本文立足于赵树理创造的文本世界,通过对其代表作《李有才板话》的重新解读,探讨该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所呈现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

“偷听”:赵树理小说中不可忽视的情节——以《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为例

“偷听”是赵树理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节之一,它在激化双方矛盾冲突、丰满人物形象、展现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形成前后对比等方面承载了重要的作用,是小说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借助此情节,赵树理不仅使故事内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表达了共产党员的领导与底层大众的团结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一主旨。赵树理喜爱“偷听”情节,既出于作品内容的需要,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还可以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化心理,这都使得“偷听”情节有着不小的研究价值。

一部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力作——论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是文艺界大众化、民族化的旗手。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赵树理作品就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赵树理作品更会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位杰出代表。《李有才板话》就是杰出代表。

《李有才板话》:“功利”心理的隐性批判

《李有才板话》深层的意义是对农民精神状态中极端“功利”心理的隐性批判。“功利”心理阻碍了农民人格完整的形成和农民的彻底的翻身解放,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严重不纯的生成条件和生存的土壤。

《李有才板话》是一部政策小说——兼谈政策小说的创作问题

《李有才板话》不单是一部“问题小说”,也是一部集中宣传毛泽东主席当时为我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发出的重要指示、号召的“政策小说”。作家虽有明确的宣传政策的意识,作品并无图解政策的痕迹,这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突出成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又一突破和创新,在怎样利用小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遵循文学创作规律艺术地体现政策,与图解政策根本不同。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都可以产生政策小说,我们不但不应避讳,而且应该提倡。要高奏时代的主旋律,就应大力创作《李有才板话》式的现实题材的政策小说。

论《李有才板话》的创新价值

《李有才板话》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为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表现真切、深刻、准确,在各个方面真正地解决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问题。

《李有才板话》的舆论浅析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成名之作,被誉为“最鲜活的民间文化样式”。小说主人公李有才是一个以板话为舆论武器与地主阎恒元作斗争,最终机智地夺取了胜利的新农民形象。试图从《李有才板话》的舆论场、舆论结构、舆论意义三个意义分析舆论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从而探索舆论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舆论需要意见领袖引导,否则舆论场中充满太多非理性的声音,对社会发展起到反作用。

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的两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从不同侧面体现作者对革命政权下乡村由"旧"转"新"所依托机制的构想。作者理想中的乡村变革不仅是革命力量促生的"外发"性转变,更是一种"内生"性转变。它植根于乡村固有的社会关系、组织机能和文化构造,诉诸民众的精神构成与情理逻辑,造就乡村原有活力的"修复"与"再生"。这种转变虽然是高度政治性的,却以文化权力的转移为中介,并打造出一个与政治权力相平衡的、属于底层民众的文化权力层面。其作品触及、呈现某种属于民众的、非意识化的精神方式与转变逻辑,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赵树理和《李有才板话》中的原型人物

著名'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一经面世就家喻户晓,'恒元说个‘长’,德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德贵说‘不圆’……'当时就被文化程度还不高的农民群众口口相传,就连稚嫩的孩童也会背念几句顺口的'快板'。这部通俗易懂的作品,不仅红透太行老区,红透中国,并且走出国门,享有盛誉。《李有才板话》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是赵树理扎根群众之中,为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向反动势力发出战斗到底的宣言书。

赵树理“乡土味”小说翻译批评——对沙博理英译本的考察

西方读者曾经借沙博理英译《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认识和了解中国,作品之于西方读者是史料,作品的文学价值往往消弭而尽。今天,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势必关注作品本身的厚度与文学性。文章针对两部作品的“乡土味”语言,按照“乡土语言单位”分析沙译本的语言转换、意义再现和文化再现。结果表明:沙译本忠实于原文,基本实现了中英文之间的语言转换和语境意义再现,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却有所缺失,以至未能将读者带入原作的“话语世界”。这表现在方言土语上,削弱了作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人物情感的传递、农村风俗画面的描摹;反映在半白话上,失去了汉语的古色古香;同时也反映在象声拟声词上,消减了原文的音响美和欢快基调的渲染。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杰作——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

赵树理是文艺界大众化、民族化的旗手。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赵树理作品就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赵树理作品更会走向世界,为全球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位杰出代表。《李有才板话》就是杰出代表。

析字——修辞格源流之一(接总第20期)

五、运用析字辞格的原则 依照陈望道的分类,析字格小类繁多,其中有些类别是从古代修辞资料中概括整理出来的,现在已经基本无人使用,成了死类,如第2类谐音析字的丙种“双反”。还有在历史上曾经是修辞法,但今天已鲜为人知,如第2类乙种的“切脚”,“窟窿”、“不可”都是现代口语常用词语,再不细想它们是“孔”、“叵”的“切脚语”了。这种情况属于修辞现象向词汇现象的转化,可不必再当作修辞方式运用。

解放区文学新论

解放区文学新论李玉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至延安时代，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个文艺的新阶段来临。这股新潮流在建国后漫衍、扩张，实质上已在各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但是，长期以来，充斥于各种论著...

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过去许多年里所发表的有关赵树理的文章,除了最初几年郭沫若、茅盾、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人对赵树理的创作成就作了分析,对赵树理的经验作了总结以外,大都只是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评介,其中还有不少是批判,从学术上进行研究几乎是谈不到的。新时期以来15年,真正展开了学术上的研究。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山药蛋派”小说的故事结构集中，不注重场面描述；叙述方式追求可“观”性；刻画人物在正反对应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用“外号”概括人物特点；处理生活事件追求“戏剧化”效果；注重人物语言和语言的动作性，较少运用形容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既体现了这一流派作家平民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也明显昭示了他们与山西地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