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瑞鹤山房台本《浣纱记》折目之源流及其演变形态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昆班艺人杜步云瑞鹤山房手抄本《戏曲四十六种》,为晚清昆曲折子戏和集折串演的流传情况提示了重要的新资讯。瑞鹤山房手抄本为台本即演出本,其中所收《浣纱记》体现了昆班艺人通过二度创作把文学本变为演出本的演变形态。明代梁辰鱼《浣纱记》文学本原著为45出,而瑞鹤山房台本集折串连为22折。台本的折目之改名、分合、调整演序、标识宫调曲牌源流等呈现昆曲演出的演变特点。台本《浣纱记》曲白科介俱全,并旁缀工尺谱,内中《前访》、《寄子》、《赐剑》三折附载身段谱,记录了角色的舞台身段、形体动作、表情法式,是极为珍贵的艺人表演技艺的活体文献,为昆剧演出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传承意义。

《浣纱记》爱侣离合与国事盛衰相融戏曲叙事模式探论

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浣纱记》采用了一种爱侣离合与国事盛衰相融的戏曲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生成和发展在文学史上沿着一条由诗歌到小说再到戏曲的路径展开。由于时代风貌、艺术体裁和创作者意图等因素的差异,在主题选择、人物安排、情节结构、道具设置和思想意蕴方面存在差异和变化。《浣纱记》深受《梧桐雨》等前期文学作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它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并影响了后来的作品创作,如《长生殿》和《桃花扇》。

《浣纱记》与《长生殿》“离合”“兴亡”之异

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浣纱记》和《长生殿》是其中描写“离合兴亡”主题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两部作品都体现了“爱情”与“政治”主题的结合,却也有不同之处:“情”“政”的比重不同、“情”“责”的选择不同以及结局的意味也不同。《长生殿》爱情与政治结合的模式源于《浣纱记》,却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一点上大大超越了《浣纱记》,实为明清传奇的辉煌之作。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长生殿》将爱情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爱情更为人动容,更具哲理意味,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同类作品。

《浣纱记》曲牌联套述略

《浣纱记》中的套式范本,其曲牌联套的方式比较符合曲律,体现出梁辰鱼对曲牌音乐和戏曲排场的熟悉。作者擅长运用复套来表现变化的剧情,并且穿插包含曲牌数较少的过场短剧,长于排场调度。整体分析结合局部分析。《浣纱记》的曲牌联套环环相扣,合于曲律,可供后世学习。

《浣纱记》以《泛湖》作结的创新价值与影响

作为昆剧史开篇的《浣纱记》,对后世戏曲舞台影响深远,近现代的戏曲舞台上依然活跃着它的影子。该文仅选取《浣纱记》的《泛湖》作为切入点,从多方面探讨了作者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安排功成名就的范蠡偕同西施泛湖隐退的创新与影响。

明末戏曲散出选本中的《浣纱记》

明末戏曲散出选本中的《浣纱记》对原本的关目、曲辞和科白均有改编。生旦的爱情故事被突出,西施的性格更加鲜明生动。选家对原本进行了通俗化、形象化的改编,使之适合舞台演出,并为清代《缀白裘》中成熟折子戏《浣纱记》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准备。

梁辰鱼生卒年及《浣纱记》创作年代考

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是昆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于粱氏生卒年及《浣纱记》的创作时间，学界存在争论。经考证，梁生于正德十五年庚辰（公元1520年1月-1521年2月），卒于万历二十年壬辰（公元1592年2月～公元1593年2月）；《浣纱记》创作于嘉靖末年，约公元1562-1566年间。

《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二

梁辰鱼采用传统故事题材创作的《浣纱记》,注入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功名失意的愤慨和历史兴亡的感伤,交织成这一传奇的深层意蕴,把男女爱情和家国兴亡溶为一体,在明清戏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传奇采用优美的昆腔,曲词典雅工丽,堪称典范之作,但主脑不够突出,韵律也时有错误之处。

从江南元素看《浣纱记》的成功原因

《浣纱记》一剧之所以风行天下,与其鲜明的江南因素不无联系:选择家喻户晓的江南美女西施的故事来叙写,从宣传角度看是个成功的策略;隐逸与事功不悖,剧中渗透了吴越文化的诉求;剧中有众多的江南意象群,如江河湖海溪、姑苏台、会稽山、馆娃宫等,完美地呈现了江南风物;剧作与昆山新腔的结合更是文学与音乐方面江南因素的强强结合。

论《浣纱记》的意境美

戏曲文学吸收了诗歌的意境理论,并将意境论融入其创作中,为其艺术增添殊彩。梁辰鱼《浣纱记》将意境被成功运用于人物、情节、结尾,成为其艺术上的亮点。

临去秋波那一转——《浣纱记》尾声赏析

《浣纱记》尾声《泛湖》之美,一是在于其情节设计与众不同;二是在于其声腔设计呈现南北曲对称之美。

梁辰鱼《浣纱记》的审美张力

梁辰鱼的《浣纱记》突破了一般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爱情俗套,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放置在了广阔的历史环境与政治斗争之中,令西施与范蠡的爱情命运与家国兴亡始终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个本就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以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深沉的历史兴亡之感。它的审美张力正在于作家让人物在江山与美人间做出痛苦抉择的同时,对个人与家国责任间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突出了人物处于两难困境中的心理和性格,并对女性命运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体现出进步的女性观。

《浣纱记》以《泛湖》作结的原因解读

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让书中，曾评论粱辰鱼的《浣纱记》的结尾说：“结束之泛湖一出者，然以余观之，觉其余韵袅袅，意味深长。且不范生旦当场团圆之法，而脱旧套焉。”我认为青木正儿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纵观中国古典悲喜剧包括明清的一些传奇，一般都在大悲大恸。大起大落之后，悲剧冲突消失，喜剧成分增加，剧中主人公或大彻大悟；或荣华富贵；或报仇雪恨；或喜结良缘……总之，都摆脱不了“大团圆”的结局。尤其是一些爱情戏，

《浣纱记》曲剧结合方式刍议

梁辰鱼是推动昆腔大变革的关键曲家,其传奇《浣纱记》作为早期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昆剧剧本,发扬昆腔声韵谐和优美的曲风、开创"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将清曲唱与性格化的戏剧表演成功结合,第一次真正为昆剧演出打开了新局面,为昆剧最终风靡于明清两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出入之际显智慧——《浣纱记》中范蠡形象简谈

《浣纱记》在吴越兴衰更替的历史图景下,敷设了范蠡、西施的爱情故事,将范蠡、西施的个人人生命运与国家社稷命运紧紧相连,在家国冲突中凸显了范蠡这一古代文士的文化心灵。范蠡为人称道的,不仅仅在于在越国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牺牲小家保全大家的义胆忠心和精妙的权谋策略,还在于复仇成功后毅然携美人之手,泛舟五湖、归隐四海的旷达超脱。出世入世之间,范蠡的形象跃然纸上。

雅趣、雄心与旷达:改编昆剧《浣纱记》刍议

2021年是昆剧“开山鼻祖”梁辰鱼的诞辰500周年,为了纪念梁辰鱼,也为了致敬经典之作,昆山当代昆剧院邀请编剧罗周为该院改编昆剧《浣纱记》。经2021年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组委会严格筛选与充分论证,该剧的首演成为昆剧艺术节的闭幕大戏。时隔一年,依旧是盛夏,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浣纱记》于2022年7月23日献演南京。

梁辰鱼《浣纱记》用韵考

梁辰鱼是明代嘉靖年间重要的戏曲家,其作品《浣纱记》相传是昆剧的奠基之作。明代及近代曲论家对《浣纱记》用韵有不同的看法。运用韵脚字归纳法对《浣纱记》45出、341支曲子的用韵情况做详尽的考察后,共得出21韵部:东钟、江阳、寒山、桓欢、先天、庚青、真文、侵寻、支思、齐微、鱼模、歌戈、车遮、家麻、皆来、萧豪、尤侯、敌国、独曲、列接、落索。分析这21韵部韵脚字,可见梁氏作曲时是尽量遵照《中原音韵》的,一些出韵的地方是作者方音的自然流露。

悲欢离合中浸透着历史兴亡——《浣纱记》与《桃花扇》之异同

在明嘉靖年间和清初剧坛上,有两部不朽的历史传奇——《浣纱记》和《桃花扇》,这两部剧本虽然产生在不同朝代,面对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也不相同,但是两者在许多方面却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采用了历史题材的剧作,都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有机的结合起来,都写了一段经典的男女爱情故事,贯穿全文的线索都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定情信物等等。尽管如此,两者还是存在差别的,如两者具有不同的结局,一个喜剧结尾,一个悲剧结尾,爱情与政治主题所占比重各有不同,女主人公的形象各有千秋等等。

西施形象与貂蝉形象比较谈——以《浣纱记》和《三国演义》为中心

西施和貂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功实施"美人计"的著名女性形象,将其比较研究可以得到颇多启示。从政治层面观照,西施为报国而献身的行为并非主动,而是范蠡启发、诱导的结果,其内在动力仍是源于爱情;貂蝉较之西施的主动性更为突出,为国牺牲的决心也更坚决。从情感层面透视,西施对范蠡的爱情真挚而深厚,在吴期间的情感忍耐度也超乎常人;相比之下,貂蝉对吕布的爱情并不突出,居于首位的乃是其为父报国的大义。从相关男人层面比较:范蠡一再请求西施实施美人计,虽成就了其报国之愿,但在情感层面则平淡而无光芒;吕布对貂蝉的爱情虽然带有利己性因素,却显得更加浓烈,更为勇敢。从西施和貂蝉的人生结局层面看:《浣纱记》中西施被礼迎返越,受到了勾践及其夫人乃至范蠡、文种的"拜谢",她为国献身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优待;《三国演义》中貂蝉在"连环计"成功后,虽曾与吕布团圆,但在吕布败亡后却下落不明,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

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

西施这一形象自被引入到文艺作品中,便不断地在文人笔下出现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象色彩。从最初的"天下美人"到宋代的"红颜祸水",再到明中期的"巾帼英雄",对其形象的塑造都带有时代变迁的印记和文人个人的诠释。中晚明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人文思潮的涌动,促使了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拘囿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种觉醒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致使西施所谓的"巾帼英雄"不啻是被奴化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