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

《清实录》汉文本所具有的原始性和特殊性的分析,证明了该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清代历史文献学及史学,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其满文本和蒙文本,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用以考证汉文本实录和清代历史事实的独特依据。《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重视,摘录、改编和应用其史料的学术活动方兴未艾。

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

民国时期,抱持不同立场的清史馆、文献馆、史语所和北大的学者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清朝的历史及其文献《清实录》等予以密切关注、应用、整理和研究。作为清遗民的清史馆馆员及伪满学者罗振玉等,采用《清实录》史料编纂《清史稿》,或直接整理该实录早期版本,以达到为旧朝存史的目的。与清遗民相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孟森这样的共和派史家,对清廷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同时又广泛应用其中可信的史料从事清史研究工作。持中立立场的是信奉科学观念和近代学术方法的史语所徐中舒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学者方甦生、单士元等,他们对《清实录》的改修和价值,通过实证给予客观的评价。尽管立场和方法各异,但民国学者们一般都比较认真和敬业,使《清实录》的研究一开始就步上较高的台阶,为以后的整理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清实录》对上谕档的改纂——兼论史书与史料的关系

清代重要的史学典籍《清实录》,并非纯粹的史料,而是对上谕档等原始档案进行筛选、裁剪和编纂后形成的具有史料性的史书。《清实录》在改纂上谕档等档案史料时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取有舍;它在立意与点题、简化与删削、增加与完善、合并与熔铸、辨析与订误等主观思考和编纂活动中所采用的特有手法和编纂体例,蕴含着史官的心思和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符合史书的性质范畴。因此,《清实录》与档案的关系应是史书与史料的关系,《清实录》是具有史料性和档案性的历史著作。

以《清实录》为依据看清朝中期满语文的衰微

清朝中期开始,满语文在满族内部各阶层人士中走向衰微,此种情况在《清实录》的相关记载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满人逐渐丧失本民族的语言,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

刁奸盗贼匪——对《清实录》中民众称谓话语的计量分析

以《清实录》为依据,选择了"良民"、"小民"、"愚民""、刁民"、"奸民""、盗"、"贼""、匪"等八类有关民众称谓的话语进行统计分析,以窥探有清一代治乱兴衰之变迁历程。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与出版课题的沿革与研究价值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与出版工作是一个历时半个世纪的课题，其中《商业、手工业编》即将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于2004年整理出版。本文对这一课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容、研究价值做一简要介绍。

解读卞宝第致雨生手札——与《清实录》、《清史稿》印证

考出卞宝第手札系致丁日昌,其内容可与《清实录》、《清史稿》相印证。卞劝丁勿因受挫而改变除豪猾的政治措施,具有民本思想。

论清代阿克苏的交通与台站——以《清实录》记载为线索

阿克苏在地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清代重要的交通枢纽,特别是在清廷向内亚拓疆的过程中,成为平定回疆动乱的前沿阵地和指挥中心,循着阿克苏,清廷建设了众多台站。在平时,由于阿克苏连通内地与中亚、沟通北疆与南疆的独特位置,使之成为丝绸、布匹、毛皮、玉石等众多商品经过的重要口岸和交易市场,在南疆的国内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传统史书的近代命运:《清实录》整理研究的民国分途

民国时期,在整理、研究被“新史学”视为“帝王家谱”的实录旧籍时,不同的人秉持了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进路。清朝遗老在续修光绪、宣统二朝实录和应用《清实录》史料编纂《清史稿》时,仍然抱持陈腐的“封建主义”立场;日本与伪满在整理影印《清实录》时,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之上;民国学者孟森等在探讨《清实录》时,以“排满”和抗日为务,秉持了民族主义立场;方甦生等人则以理性态度考证《清实录》的篡改问题,坚持了实证主义立场。传统旧籍《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在民国出现了同象异趋、新旧缠斗和多途并进的特点,使《清实录》成为解剖传统史书近代命运的一个绝佳样本。

《清实录》中有关土司史料之订误

在我们整理《清实录》中的土司史料时,发现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对于熟悉西南地区土司情况的研究者来说,可以不假思索,一眼看出。但是,对于不熟悉土司情况的一般读者而言,恐怕就难以发现这些错误了。因此,有必要指出,以避免误导广大读者。以下试举几例,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

《清实录》用纸问题管窥

《清实录》,亦称作《大清历朝实录》,为清代历朝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一直以来,不管是对《清实录》的宫藏版本、史料价值,还是修改问题、现存状况,诸多学者都进行了全面、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及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清实录》的内容,很少涉及其纂修时所用的纸张问题。对《清实录》纂修所用纸张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今仅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曹淑文女士所撰《普林斯顿大学加勒特书库藏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一文,该文在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勒特书库所藏《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7至卷22)的书名、卷数、责任者、版式装订及版本等情况进行描述的同时,还专门对《清实录》的用纸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加勒特书库藏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所用的纸张为泾县榜纸,但这一结论值得商榷。本文在深入挖掘清宫档案相关记载基础上,试对《清实录》用纸问题进行探讨。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

《清实录》修纂先据档案等原始史料编成稿本(底本),然后缮成正本(小黄绫本)呈审,再据呈审本缮成各定本(皇史宬尊藏本、盛京崇谟阁尊藏本、乾清宫御览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副本以及国史馆缮写副本)。在满、汉、蒙古文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据满文档案纂成满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实录,最后再据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实录,但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圣祖实录》始,满、汉文本之间的纂修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实录。这一改变,反映了汉文作为清帝国共同语言地位的确立以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

《清實録》内閣小紅綾本下落考

清代實録的修纂,一般共繕寫五套,其中皇史宬、盛京崇謨閣所藏大紅綾本,乾清宫所藏小紅綾本、内閣實録庫所藏小黄綾本四套皆有明確歸屬,惟有内閣實録庫所藏的小紅綾本一直下落不明。檔案文獻中記載了這一重要文物的流傳過程,它自1930年由故宫流出,並被贈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存放於文官處,但於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後散佚,通過不同渠道流入海峽兩岸、日本等二十餘家機構和私人手中。本文通過細緻的文獻調查,確認了《清實録》内閣小紅綾本現存的三千餘卷的下落,並以檔案文獻爲據,追蹤了這套實録的流傳過程,對仍下落不明的四百餘卷的卷目進行了整理,爲見證了近代文物散失悲痛歷史的這套清朝實録未來的完整回歸提供了綫索。

《清实录》献疑一则

《清实录》卷九五二提及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因“乾清门侍卫玛尔占”在攻凯立叶一战中奋勇杀贼,超众出力,“着加恩将玛尔占授为头等侍卫,赏给拉巴巴尔巴图鲁名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2页)。而同书卷九六三亦载,“(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头等侍卫拉巴巴尔巴图鲁玛尔占自到军营以来,甚为出力,此次奋勇攻战,身复受伤,着加恩赏给副都统职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7页),证实玛尔占因功授为“头等侍卫”。

《清实录》版本比较概括

《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是研究清代历史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清实录》存有多个版本,且各版本不同程度上有被修改过的痕迹。对照各版本对同一事件不同的记述有助于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了解清代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后世当权者对待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

对《中国土司制度史》中土司世系之补遗——以《清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术界一部较全面的关于土司研究著作,其内容涉及各地区土司承袭情况,史料运用广泛。笔者查阅《清实录》中土司承袭史料时,发现该书中亦有一些土司的世系中有遗漏,及承袭时间与《清实录》不一致。故以《清实录》为依据,进行拾遗补阙。

《清实录》汇辑、整理成果研究综述

《清实录》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从这部大型综合性资料的母体中,根据实际需要,辑出若干子书的做法,是我国史学界编辑整理资料的一个传统方法。这项工作不仅是当前地方史和专门史研究迫切需要的,也是历史学科建设的百年大计。文章着重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实录》汇辑、整理所取得的成果,并对这些成果分门别类地作了介绍,最后阐述了汇辑工作的编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