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理惑论》之论理辨

问答体的《牟子理惑论》包含大量反驳、说理与论证的案例,是珍贵的逻辑学分析素材。《牟子理惑论》熟练使用了演绎推理的规律,还基于“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等预设,广泛使用举例和比喻等非演绎方式进行说理与论证,并强调情境对推理结论和行为的影响,探讨了为什么使用譬喻等元论证问题。这些论证实例有助于澄清说理与论证的关系:说理是一种带理论预设的论证,其可靠程度与预设理论的强度具有强关联;并帮助重新理解举例、类比和比喻:当下对举例、类比和比喻的界定依赖背后的分类,这些分类预设是可拆卸调整的。从逻辑学角度研究《牟子理惑论》提示了一种分析古代文本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并对现代中国哲学、现代哲学批判继承中国古代逻辑思维具有启发意义。

《牟子理惑论》综考

《牟子理惑论》成书当为建安年间,书中引述过徐干《中论》的语句。牟子得闻徐干之说,有赖于当时流俗道士的南北交通往来。牟子所处的交州一带是其汇聚之地。《牟子理惑论》原书可能以《牟子》为题。僧祐收入《弘明集》时改题为《牟子理惑》,并相应地改动了序传文字。不过《弘明集》所收《牟子》大致保留了原书面貌。今见唐宋间诸书所引逸文,多半为后人附益。其中《北山录随函》引录一问一答,实采自隋代王通《中说》。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牟子理惑论》新探

东汉末年,浮屠、黄老为一家,神仙家异常活跃,而佛教初来乍到,社会影响小。牟子皈依佛法,又三教并重,十分重视孟子。《牟子理惑论》有实名涉孟语句6例、显性——匿名涉孟语句11例、孔孟并称4例,不仅文献学指标高,而且思想史分量重。孟子的许多思想及语句,尤其是距杨墨、辨夷夏、权时地等核心观点,得到《牟子理惑论》智慧的理论阐释与有效的实际运用,并藉以服务于佛教的自立及其中国化;牟子不仅以孟援佛,还多次并称孔孟,试图在大思想史上提升孟子的地位。《牟子理惑论》既是东汉重要的孟子学作品,也是交州孟子学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其在孟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希真正答》和《牟子理惑论》比较研究

《希真正答》是王岱舆用问答体写成的一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的著作。它在写作文体、论述方式和对儒家的态度等方面,与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明,任何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生存发展,都要与中国已有的文化格局作出一定的调适。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孔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孔子的思想以3种形式出现,一是牟子身体力行孔子的教导;二是牟子和诘问者称引《论语》与《孝经》等书中孔子的话语;三是援引孔子的名氏、外在形象与行为。《牟子理惑论》中,儒家孔子的学说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再加上道家老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3教共存乃至3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在牟子看来,儒释道3教皆有益于君子自我人格的提升。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再读《牟子理惑论》

对于任何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我们都有必要充分学习把握它。《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它就是在阅读一段佛教史,通过阅读它,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牟子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引用佛学材料等存有争议,但这不能否定其价值。这对于我们的阅读研究不会有太大影响。

《牟子理惑论》对佛教与儒、道关系的调和及其启示

《牟子理惑论》认为佛教与《老子》都崇尚无为,佛道与道家之"道"相通。同时认为,佛教不但不违儒家的孝、仁、礼,而且是更高境界的孝、仁、礼;佛家"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与儒家的生死鬼神观念并不矛盾;佛道与儒学"金玉不相伤",各有所长,可并行不悖。《牟子理惑论》对佛教与儒、道关系的调和,开了佛教玄学化的先河,开启了调和儒、佛的先声。有鉴于此,当代的宗教对话要以发现并承认对方的合理、可取之处为前提,同时要有圆融的精神,互相尊重和包容,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消除冲突,化解矛盾,合作共赢,营造安定祥和的发展环境。

本体的建构——从《牟子理惑论》看魏晋时期的佛教观

佛教自传入中国到占有一席之地,其间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以教主为代表的源流、僧团的存在状况和教义的生死观三个方面,审视牟子对于当时诘难者的反驳,都以儒道二教的义理为旨归,从而证明佛教的合理性。这一过程也是佛教作为本体完成自身建构的过程,也折射出魏晋时代的整体佛教观。

理解与融通:《牟子理惑论》中儒释道三教会通管窥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儒道文化进行调和与融通,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牟子理惑论》对于反映早期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佛教在中国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佛教义理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系统介绍佛教的基本要素、佛教与儒家纲常名教关系以及佛道思想的同一性与分歧等问题,对儒释道三教会通与调适的路径进行了思维尝试和理论探索,这对于当前多元化局面下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试论《牟子理惑论》之真伪

《高僧传》、《祐录》等佛教文献记载佛法初传历史,依据的是《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甚至影响了在南方翻译的佛经。汉末交州,社会安定,儒学盛行,学术自由,与海外交往密切,从而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也抑制了佛教传播范围和程度的进一步扩大,这是《牟子理惑论》创作的历史背景。《牟子理惑论》首先译Buddha为“佛”,并在中国南方介绍了佛“相好”制。

《牟子理惑论》及作者新考

《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护法弘教的佛教文献,《牟子理惑论》作为开篇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从《隋书•经籍志》著录引起疑误之始至于近日,它引出的诸如文章之真伪、作者及成书之年代等问题,自明代胡应麟怀疑以来,代有学者尝试释疑,而问题似愈积愈多终未有定论。本文以《牟子理惑论》序言的解读为重点,结合序言所提供的当时之史料,广泛结合诸家之论,认为《牟子理惑论》非伪书,作者可能为刻意隐藏真实姓名的佛家弟子,其生活年代大致在汉灵帝熹平六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

从《牟子理惑论》看佛教中国化

关于《牟子理惑论》(以下简称《牟子》)真伪的讨论一直受到学界和教界的重视,因为这本佛教典籍的考证关涉到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佛教史的书写。自明清以来,不少学者从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围绕此书做了讨论,但关于《牟子》的成书年代仍难以定论。

江南佛教初传三杰之一——牟子

如果说佛教的传入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那么佛教传入江南地区则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何以言之?以东汉末年来说,其时南方相较于北方,遭到的战乱要少一些,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特别是孙吴立国以后,日趋稳定的江南社会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之地,故严耀中先生说道:'宗教虽都说是为了拯救苦难,但也老往着安定的地方跑。江南被孙氏政权稳定后,既吸纳了大批北方移民。

转化与发展:牟子佛教孝道观的中国化阐释

孝道伦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涵盖个人道德修养、家庭美德建构、社稷国家治理等多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所达之思想意境和智慧高度,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牟子理惑论》对两汉时期儒佛伦理观念中的重大分歧问题进行类比分析发现,无论是个人修养中的形神主次争议,还是家庭建设中的在家离家辩论,亦或是社稷治理中的积贮布施差别,都不能否认孝在其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牟子以儒家经典事迹和言论类比佛教教义原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元素,对印度佛教进行转化与发展,从而维系两大理论系统的协调稳定,赋予佛教孝文化新生,实现佛教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变革。

入华佛教对应儒佛关系的三个典型

佛教来到中国,必不可免地要部分改变自身的形态,以求发展。佛教中国化,其关键之一,即是如何处理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选择了《牟子理惑论》、庐山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禅宗三个典型,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佛教回应时代、处理同儒佛关系的三种不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