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纪事中的荆楚、齐鲁元素

唐宋类书征引的《琴操》文本勾连出当时传本曲名本事的主体面目。相应纪事虽未必征实,却在地域背景上流露对荆楚与齐鲁二地的偏重,分化出“不遇”和“行孝”两种主题系列曲目,且齐鲁元素更为醒目,与《琴操》的作者背景、目次结构、文本互涉相并观,或可为蔡邕、桓谭两种作者说之外的孔衍说提供合理性的参考,同时为揭示《琴操》文本在编纂传播中的累积性、变化性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可能。

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以《琴操》十首为诠解对象

从乐府歌诗的角度观照、研究韩诗,学界似乎少有。以《琴操》十首为诠解对象,考述韩愈曾积极地参与乐府歌诗创作是有明确文献可考的。依据唐人的乐府歌诗观念,韩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乐府歌诗。韩愈本人精通音律,擅长啸歌,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这是他能够创作乐府歌诗的主观因素。韩诗有被当时歌者传唱者,亦有明确文献可据。韩愈乐府歌诗虽不乏愉悦声情之作,然以崇尚古奥为主,因此其乐府歌诗传播范围、声势不及元白,但其创作乐府歌诗并用以干政,形成的一种新的诗风,亦非常值得重视。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

昭君形象作为信史记载首次见于《汉书》,其中的昭君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琴操.怨旷思惟歌》的出现,昭君形象才正式进入文学领域,蔡邕赋予昭君人物形象强烈的寄托色彩,使得昭君出塞蒙上了浓烈的悲怨基调,同时象征性的借古鉴今手法的使用,亦使整个和亲事件呈现出强烈历史感与现实感交错的特征。昭君作为纯文学形象出现在历史著作《后汉书》中,是《琴操》影响的直接结果。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琴操》与古代琴曲演唱传统

作为一种琴曲选集,古本《琴操》早已佚失,我们现在看到的《琴操》辑本,是杂糅了众多学者,包括汉桓谭、汉蔡邕和晋孔衍等人编选的不同版本的《琴操》琴曲曲目、曲辞片段及其异文的集子。《琴操》也是中国历史上硕果仅存的,有关汉代及其之前琴曲演唱和表演传统的书籍。书中收录了大量以先秦时期人物和事件为主题的琴曲,其中包含着许多上古及西汉时期的神话、故事和传说,是我们了解古代口头表演传统的重要材料。

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乐府创作出现新气象:既有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力图通过针砭时弊、补察时政的反映现实民生的作品,来推动朝政改革,以期恢复盛唐恢宏的气象;也有韩、孟代表的一派企图通过古乐府创作来重构士人人格,通过德化教育来影响士风,进而改造浇漓的世风,以期恢复古道.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论时代思潮与王昭君文学形象的嬗变——以《琴操》、《汉宫秋》、郭沫若《王昭君》、曹禺《王昭君》为例

"昭君出塞"的故事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母题,从魏晋到现代,后世带着各自时代的价值观、时代思潮及文人的情感倾向等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昭君出塞"故事。考察不同时代的王昭君的文学形象,实际上是考察特定时代的文人思想和历史语境的关系。

谈谈《琴操》所记王昭君事

西汉的王昭君，在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上，不仅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还给汉匈两族留下深远的影响。然而，有的古籍，比如《琴操》所记载的王昭君，却颇有些怨妇形象，这是值得辨析的。

从《广陵散》看音乐人的道德情怀——兼释《史记》《琴操》聂政之别

《广陵散》是中华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乐曲。《广陵散》自古以来争议颇多,焦点在《广陵散》音乐背景故事。旷日持久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各家忽略了《史记》《琴操》的文体和功能,忽略了记史和艺术创作之别。

《琴操》新证

《琴操》作者有桓谭说、蔡邕说及孔衍说,历来多有争议。综合目录书记载及总集、类书中的《琴操》引文以及学界考证成果,可得出以下结论:桓谭未作过《琴操》,蔡邕、孔衍皆作过《琴操》,但先后亡佚,今读画斋本系统的《琴操》当为辑佚而成。

以《琴操》对歌《诗》五曲的记载为证据核心看《琴操》的始作

《琴操》所记录的歌《诗》五曲是当时尚能演奏的存世《诗》曲。根据《大戴礼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知歌《诗》五曲流传的年代是东汉后期,至西晋全部失传。这为将《琴操》作者锁定在蔡邕身上提供了核心证据。

论《琴操》体文学与孔子“游”文化

孔子与琴乐有着不解之缘。蔡邕《琴操》中保留了三首与孔子有关的琴曲歌辞,其主题皆紧扣孔子之"游"。孔子之"游"意蕴深厚,加之《琴操》体极富表现功能和抒情性,这使得后世许多文人竞相拟作,形成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琴操》版本论音乐古籍辑佚学

中国学术在20世纪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其中作为文、史、哲三科之基础的文献学，建立了目录、版本、校勘、传注、辑佚、辨伪等六个较稳定的分支。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六个主要分支。音乐文献研究者过去较多地讨论了目录、版本、校勘、传注等方向，而较少涉及辑佚和辨伪。为此，我们对音乐文献辨伪学的原则与方法作了专门论述。

《琴操》的版本与作者

《琴操》是著录琴曲的乐书,隋唐有三家不同的文本,宋元之际皆已亡佚。清代有平津馆丛书与汉魏遗书两个系统,既多误辑,又将三家《琴操》混为一谈。琴曲出自民间艺人与失意士人之手,经过后人的不断修订完善,所谓桓谭、蔡邕、孔衍《琴操》只是假托。

今存卷本《琴操》伪书考

《琴操》是东汉蔡邕始撰的古琴乐书,明、清时已明确记载该书亡佚.今见《琴操》有两种:清王谟《汉魏遗书钞》辑本和卷本,其中卷本广为学界研究《琴操》采用.但关于卷本的性质,学界有争议,或认为是《琴操》传本,或认为是王谟本的整理本,或认为是《琴操》辑佚本.本文从卷本出现时间、《琴操》历史载记、卷本内容来源、卷本内容整合方式等方面分析,发现了卷本作伪的迹象.因此,从整体来说,卷本不是《琴操》传本,不是王谟本的整理本,也不是《琴操》辑佚本,而是后人辑合《琴操》及其他乐书内容而形成的伪书.

蔡邕《琴操·鹿鸣》考论

《鹿鸣》是先秦雅乐中的经典曲目,流传很广,保存时间较长。先秦时期作为雅乐的一个重要曲目,《鹿鸣》有着固定的篇章和演奏模式,在许多重要仪式中被运用。而琴曲《鹿鸣》则是汉代传统雅乐衰微,琴曲地位提升的产物。雅乐《鹿鸣》和琴曲《鹿鸣》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用场合,不能相互混淆。琴曲《鹿鸣》只是在题目上借鉴了雅乐古题,而在内容及演奏方式上没有关联。蔡邕在《琴操》中对于《鹿鸣》曲的题解,并非是对鲁诗说的简单沿用,而是根据琴曲特性及《琴操》整部书的内容风格所作的精心选择。

《大周正乐》佚文所见《琴操》篇目考

《大周正乐》是五代末年窦俨等人奉诏编撰的一部综合性音乐著作。该书第一部分为抄撮历代乐录而成,故所录文字与原书基本一致。《太平御览》所载此书现存佚文中有二十五篇琴曲解题文字,经考证,我们认为这二十五篇乃出自当时《琴操》的某种传本。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琴操二卷提要》辩误

《四库全书总目》附录阮元《四库未收书目题要.琴操二卷提要》云:"隋唐两志有孔衍《琴操》一卷",误,《隋书经籍志》作"《琴操》三卷,孔衍撰",《旧唐书经籍志》作"《琴操》三卷,孔衍撰",宋本《新唐书艺文志》作"孔衍《琴操》二卷",殿本《新唐书艺文志》作"孔衍《琴操》一卷"。提要又言此《琴操》二卷即陈振孙所见一卷本,亦误。玆辨析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