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无告之民”——《肥皂》细读

《肥皂》虽然以“圆熟”的技术、“深切”的刻画受到鲁迅本人的重视,但在后来的研究中较少被关注。学界对于其文本内涵的阐释,经历了从“反封建”到“现代性”的路径转换。通过对小说的叙事形式及“肥皂”这一象征意象的分析,《肥皂》呈现出主人公四铭成为“无告之民”的过程,可以窥见鲁迅对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心理状态的观察和体认方式。

“肥皂”的多重象征意蕴——鲁迅《肥皂》的重新解读

《肥皂》是鲁迅小说中极为精致的一部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但以往对《肥皂》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四铭形象的探讨分析,得出四铭为道貌岸然的卫道士的结论。从反封建的角度得出这一结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研究者囿于单一狭窄的道德视角,遮蔽了《肥皂》的其它层面的思想内涵。实际上,《肥皂》是一部用象征主义手法写成的作品,＂肥皂＂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思想意蕴。

情色想象与权力秩序——重读鲁迅的《肥皂》

对《肥皂》的评论大多集中在以精神分析技巧揭示道学家的虚伪上,但鲁迅却不仅透过情色想象将四铭描绘成一个伪君子,而且在家庭闹剧中暴露了他置身其中的权力秩序。四铭和太太分属两套几乎完全不相兼容的话语体系,只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话语层面,他才有资格作太太的主导,而这时太太的随声附和以及漫不经心,看起来维护了他的权威,但也悄然完成了对其权威的消解与颠覆,因为他们的对话仅有的交集跟形而上的伦理道德悖反,却只联系着形而下的情色想象。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骚家的不平一遇到具体而微的反诘就岌岌可危,导致宏大话语掩盖下的淫心现出原形。自以为在家庭权力秩序中的优越地位及有关国计民生和文化道德的迂阔的议论也无形中受到揶揄和嘲讽。

另类的封建家庭与别样的假道学(下)——《肥皂》新解兼及对研究史的几点反思

二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四铭作为一个道学家的确是比较另类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四铭的形象中包含着相当复杂的性格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不能简单地被贴上伪道学的标签。一般而言，所谓虚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外在的身份和心中的所思所想相违背；另一种则是其身份和背地里的行为相违背。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出四铭是“伪道学”的结论，几乎都是遵循了前者的逻辑，但实际上这种逻辑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这个标准实在太高。

另类的封建家庭与别样的假道学(上)——《肥皂》新解兼及对研究史的几点反思

单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肥皂》在鲁迅的作品中便是一部特殊之作，在新时期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语）。而在不多的研究者中，批评的居多。李长之在1930年代视其为“写的很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失败之作，其理由是鲁迅不擅长写都市生活；竹内好在1940年代也认为《肥皂》是一篇“愚蠢之作”，“读后甚至感到不快”㈤；只有旅美的夏志清从写作技巧的角度认为“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将其看成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和“唯一成功的以北京——而不是绍兴——为背景的小说”。

文明与欲望的较量:《偶遇》与《肥皂》比较

乔伊斯的《偶遇》和鲁迅的《肥皂》都勾画了他们同胞"精神瘫痪"或"国民劣根性"的精神状况。从历史语境、人物刻画、作者经历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看,这两篇作品中的爱尔兰变态老头与四铭、爱尔兰叙述者男孩与四铭儿子学程存在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令人窒息的社会中的悲剧人物和牺牲品。两篇小说都承载着文明与欲望、帝国和殖民地、现代和传统、新老一代之间的较量、冲撞。

1924-1949:略显寂寞的《肥皂》研究

鲁迅的《肥皂》诞生于1924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史。细审这漫长研究史中的丰富细节,是我们今日深入研究《肥皂》的重要起点。1924-1949年间《肥皂》研究的诸多面相,实为影响后来研究的源头,因而更应详细梳理。具体来说,在鲁迅逝世之前,没有一篇单独研究《肥皂》的论文出现,只有若干值得重视的零散评论。在鲁迅辞世后的纪念热潮中,终于出现了许钦文所著的专文《鲁迅先生的<肥皂>》,以及其他持肯定态度的一些文章。此后至1949年的十多年里,再无一篇正面论及《肥皂》的论文,而且在零散的研究成果中,日本学者竹内好还承续了李长之1935年的评价,而将《肥皂》的价值贬得更低。因而,尽管这一时期其他研究鲁迅、研究《彷徨》的论著中时有涉及《肥皂》者,且正面评价者亦不少,但相对而言,此期中外学界对《肥皂》的正面研究成果极少,而且对其价值定位相对较低。

卫道与伪道——论《肥皂》的反讽艺术

反讽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具有多义性和难解性 ,从反讽的角度解读鲁迅的小说 ,在鲁迅研究界只初见端倪。作为鲁迅讽刺艺术经典之作的《肥皂》,可以依据反讽所具有的双重意义结构 ,从言语反讽。

《肥皂》初刊本与初版本异文比较及精读空间

鲁迅小说《肥皂》的修改,或曰版本问题相当突出,但目力所及,未见深入讨论。自刘厚明1962年发表《少年作文知识讲话》以后,有“一百四五十处”“120处”“140多处”“150多处”“145次”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经核查,《肥皂》1924年《晨报副镌》初刊本与1926年北新书局《彷徨》初版本共有176处异文,主要涉及语序调换、字词删减、字词增添、文字的改动等方面。《肥皂》的版本差异及其提供的精读空间,提醒学界进一步重视鲁迅文本的整理、汇校、出版和研究,将鲁迅精读进行到底。

残春梦与肥皂泡——《残春》《肥皂》殊途同归论

郭沫若和鲁迅的婚恋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残春》和《肥皂》分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尽管小说中的人物特征、故事情节、写作手法存在巨大差别,但其所展现的主题意蕴和内在思想却惊人的一致,这种殊途同归的处理方式所隐含的深层的文化意义值得深究。

《肥皂》是怎样作成的?

《肥皂》是怎样作成的？〔日〕谷行博著靳丛林译竹内好曾经断言《肥皂》是失败之作。①果真如此吗？抑或正相反，可谓鲁迅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与鲁迅固有的那种阴暗比照而言，那种像初夏的阳光越入纸面一样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本文将追寻《肥皂》的创作过程，重新探讨...

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反思与批判——鲁迅《肥皂》重释

发表于1924年3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的《肥皂》,是鲁迅比较偏爱的一篇小说。作者多次流露出对它的喜爱之情:1926年收入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集《彷徨》,1933年又收录作者编选的《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5年,鲁迅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小说二集》时,又将其作为1917-1927年间自己最重要的四篇小说之一选入。在该小说集的《序言》中,他再次强调《肥皂》等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

论鲁迅的无聊感——以《在酒楼上》和《肥皂》为例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肥皂》的四铭,都是鲁迅在失意彷徨时期所创作的人物,是投射了其无聊感的精神产物。文章以这两篇文章为例,分析无聊感在鲁迅文章中的具体表现,探讨鲁迅无聊感产生的原因,以及无聊感的精神内涵,剖析鲁迅当时真实的精神状态。

从《肥皂》看鲁迅讽刺艺术的力度

本文从讽刺艺术的深刻性、时代性和圆熟性三个方面来论述鲁迅讽刺艺术的力度，认为鲁迅把中国的讽刺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的讽刺文学领域内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论《肥皂》文本的可译和不可译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包含了广泛的概念,不能将可译不可译与文化简单地画上等号。不可译问题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难题,翻译是文学再现的过程。要使译文读者在读到译文时能够获得和原文读者读原文时相同的感受,译者需要巧妙处理文中的不可译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肥皂》的四个译本,分析其中的可译与不可译现象。

儒家家庭伦理的失落及其原因探究——读鲁迅的《肥皂》

鲁迅的小说《肥皂》围绕着一个封建旧式家庭展开叙述,传统家庭伦理中占据至高地位的大家长“四铭”为满足自己“性幻想”带回了一块肥皂而引起了一系列风波,导致“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家庭传统伦理观发生变化。鲁迅先生通过描写一个在家庭中失去最高权力地位的“大家长”四铭,揭示了一个传统旧式家庭中内部伦理观的失落现象,烛照了当时整个社会中旧式家庭状况,展现了儒家伦理文化的“空壳化”现象以及鲁迅先生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反思。

从“实验性”到“经典性”的再出发——《肥皂》的精神分析解读

《肥皂》的创作颇具“实验性”,是鲁迅在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下创作的,然而技巧的圆熟却也显示作品的“经典性”,该作塑造了以四铭为典型的具有复杂心理内涵的道学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具有象征隐喻的“肥皂”这一意象,及其紧密关联下对四铭性心理直接或间接的描写来刻画的。本文试运用精神分析法再次对《肥皂》进行解读,以求发掘本篇小说具有的重要价值,也力图寻找到理解经典作家作品的方法与路径。

将复辟狂的丑态拿来示众——试论《肥皂》和《高老夫子》的战斗意义

鲁迅指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这里揭示了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场大革命过去之后，旧世界的卫道士们，便争相“摧折”这场革命所开创的“机运”，大搞“克己复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