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中《诗》学著目的纂修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对《诗》学源流进行梳理。以《毛诗序》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学说为《诗》学之"正";以朱熹《诗集传》及前后与之相联的学说为《诗》学之"变";以不尊孔子删定的《诗经》和攻击《诗大序》、依托伪经说《诗》以及以"佛"说《诗》等离经乖义者为《诗》学之"异";以涉入科举讲章、以文学观说《诗》或疏于考证、牵合附会者为《诗》学之"衰"。体现出主正容变,黜异贬衰的《诗》学著目纂修思想。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言志与风化:早期《诗》教功能的分化与转变——基于出土文献的再思考

在《诗》学史上,“《诗》教”的基本含义就是以《诗》作为教育的内容或素材,并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而达成对人道德的培养。从春秋至汉代,《诗》教经历了从官学转为私学、再从私学向官学的复归,施教者、受教者以及“《诗》教”所要培养的道德意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诗》教”的功能是与人们对《诗》的经典意义的理解相应的。而对《诗》经典意义的塑造,面临着一个《诗》所特有的困难,即《国风》诗篇的来源、内容以及意义的驳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在地影响着早期“《诗》教”功能的演变。《关雎》作为《风》之始,围绕该诗的解读最为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演变。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少年情怀总是诗——《诗》教学实录

第一部分:辩诗师:同学们好!我们今天的课题是《诗》,任务是自由创作一首诗歌。为完成这个任务,要进行四个活动。下面开始第一个活动:辩诗。(师画四个台阶,在第一个台阶上面板书“辩”。)师:老师和家长提出“少年情怀总是诗”的观点时,很多同学不同意。这种反驳并不新鲜。在很久之前,中国乐坛就已经有人掀起这种思想风暴。“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就认为,“人生就是一个垃圾场”。一直以来,人们对人生就有这两种观点:“人生如诗”“人生如垃圾场”。同学们,你们怎么看?

两汉诏令引《诗》体式考

诏令,作为帝王命令文本体现,字斟句酌,具有明确的规范性。两汉诏令中引《诗》,主要采用三种体式:"《诗》曰"引《诗》证事,以诗句作为结论;"《诗》云"常以论点的形式补充论证;而"《诗》不云乎"则以反问方式,作为论证的理据,用于解释某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能够验证上述论述的是,同一诗句在不同的体式下,其所表达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

谢灵运赋引《诗》——兼论南朝赋引《诗》之嬗变

谢灵运赋作引用先秦典籍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引用《诗》达48次之多,展现出晋宋之际赋家以《诗》代言、引《诗》取辞的一面。其赋引《诗》突破了先秦引《诗》说理、汉赋引《诗》的政治传统,注重《诗》的史学、文学价值。谢赋引《诗》取辞追求陌生化、独创性的表达,开南朝求新求奇风气之先河;引《诗》与引其他家经典并置而观,体现了从尊儒经转变为尊多家经典的观念变化;引《诗》事不取实指而取普遍意义,有时甚至为了贴合文本语境,赋家会消解部分诗义。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了南朝文人引《诗》“尊经”与“通变”的新变化。

“以三百五篇谏”——论汉代奏议用《诗》的话语方式与政治功能

“以三百五篇谏”是《诗》学经世致用功能在政治话语领域的集中体现。“以三百五篇谏”最早见于王式的言论,其概念发源于贾山“诗谏”,经过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原则,并做了具体的用《诗》实践后,被逐渐接纳和运用于政治言论场合。汉代奏议用《诗》对增强政治谏言的话语效力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其话语表达形式包括称《诗》、直引、取辞和用义四类,并通过历史镜鉴、执政范例和政治义理原则等方面的经义总结,在汉代政治话语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西汉前中期,奏议用《诗》以直引为主,西汉中期以后,取辞和用义的《诗》用形式增多,并在东汉成为主流的用《诗》模式。汉代奏议用《诗》加快了奏议文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进程,也推动了《诗》学阐释面向政治需求和文学表达的发展。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晚清三家《诗》编撰与传播的三重范式——以魏源等湖湘学者为中心

晚清学术思想形成“主变”的发展趋势,三家《诗》学在复古中求新求变,用革新的思维和求真的视野复兴汉代今古文经学:魏源复兴今文《诗》学,恢复先秦孔子的“诗教”,用儒家文化教化众生;皮锡瑞融贯今文学与考据学,力图恢复汉代“诗政”传统,阐释《诗经》的政治影响;王先谦则立足三家《诗》文本,回归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用辑佚、考据、训诂、辨伪等方法研治三家《诗》,求其文本之“真”。从魏源、皮锡瑞到王先谦,三家《诗》研究形成强大的学术声势,冲击了《毛诗》的主体地位,极大震撼了古文经学者,引起古文经学家对今文三家《诗》研究的反思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