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及其相关文献中的喻四纽与定纽

《魏书》中有几条避讳材料,涉及到喻四与定纽的关系,自古以来意见不一,而同期文献里,也出现了不少。通过相关材料的排比分析,并结合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辅音d-与j-的演变规律,可以看出中古时期汉文文献中喻四与定纽的混读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所致。正因为阿尔泰语系在中古时期正经历d->j-这一变化,使得边疆地区常与鲜卑、突厥/回鹘、蒙古语言接触的汉语方言里仍然保留喻四与定纽读音交错的现象,虽然在同期汉语通语里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魏书》纸背文书释录订补一则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存有元代江浙行省公文,杜立晖教授一直对此关注研究,其新近发表的论文,披露了10件元代军官仕历文书(杜立晖、郭兆斌:《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文史哲》2023年第1期),其中编号为GT·WS[J17:4]的文书,所录人名有误,释读与推断亦过简。本文拟订误错字并补述史实。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载录元代军官历仕文书10件,其展现了至元及大德时期军官的不同承袭流程,而由此进一步发现,元代对于军官承袭的管理,具有前松后紧、军官完成承袭时间长短不一、承袭资格长期有效等特点。同时,该批文书还为认识元代的怀孟万户府、常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千户、千户所等职官、机构的设置,提供了珍贵素材。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傅玄《魏书》蠡考

西晋著名学者傅玄对三国史的研究，体现在其所撰的《魏书》及其对三国历史的评论上。但长期以来，由于这部书可能未完稿且又亡佚，以至人们对其参撰魏史的活动或有所提及，而对其所撰《魏书》尚部分存世的事实却未予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中国史学史专著和教材中，没有一部论及傅玄与《魏书》详细关系的。

从《魏书》《宋书》授官语义场的比较看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

揭示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和《宋书》收录了大量的授官语词。从语义场角度对两书的授官词汇进行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发现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使用语言更注重规范性。

《魏书》编撰性质考论

由北齐魏收奉诏纂修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正史”,是民族史撰述上的杰作。关于《魏书》的编撰性质,近世史家认为,因其多半成于魏收一人之手,故与私家撰述无异。而仔细考论,《魏书》的官修背景非常明显。全书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秽史”问题出现后,北齐三朝皇帝四次下令修改,方流传于世。《魏书》的官修性质不容忽视。

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隋朝人魏澹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以东魏为正统相对待。魏澹《魏书》久已佚亡,其有关"义例"及有关史书"立论"的认识保存在《隋书·魏澹传》,得以流传至今。魏澹《魏书》"义例",意在批评魏收《魏书》;而关于史书"立论",则侧重批评司马迁。前者可谓得失两存,而后者则所论不当,理应有所辨析与批评。

元代的结揽与官方应对——从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书谈起

新出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元代GT·WS[J62:26]文书,载有多道圣旨及《至元新格》和其他一些公文,其核心要旨在于强调征纳税粮过程中要惩治“结揽”行为。由此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可见,元代的“结揽”涉足站赤、急递铺管理、食盐交易、昏钞倒换等诸多有利可图之域,而从事“结揽”的人员身份复杂,从“官吏”到“差役”,从“权势之家”到“无赖之徒”,从“军事长官”至“僧道人等”不一而足。“结揽”现象的存在,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行政、经济秩序,危及了国家粮食安全,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也损伤了人民的切身利益。为此,元政府采取了“张榜禁约”“廉访司、有司等体察禁治”等多种应对举措,但终因吏治腐败,收效甚微。

《魏书》《北史》相同史实部分用语比较研究

《魏书》《北史》相同史实部分用语的不同表现在两书虽然采用了相同的音节形式,但语素却呈现出繁复的局面。本文通过《魏书》《北史》相同史实部分用语的比较,得到如下结论:《北史》使用了唐代常用的语词和发展成熟的句式来改写《魏书》的相关部分。

《魏書》校讀叢札

二十四史中之《魏书》，编纂历时百余年，篇卷形成年代不一，因政治需要，最终成书匆匆，虽魏收题名作者，未必一一审定推敲。人名、地名或此卷与彼卷异、或纪与传不同，当讳字此卷讳而彼卷不讳，均不少见，历来号为芜杂。加上流传过程中残佚已甚，後人补以他书，更增史文舛互。至于抄写、版刻新增讹误，亦在所难免。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书所见元代县级官员俸额考论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书中的两页文书是元代建德路牒呈上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分司,说明本路官员俸禄状况的文书,对探讨元代俸禄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元代县级官员的俸禄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尤以1285、1309、1313、1351年俸額变化较大。通过与《元典章》、《元史》以及明代方志中资料的比对,文书所记载县级官员的俸额基本上是皇庆二年(1313)的俸额。

关于两件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书的缀合与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是目前继黑水城元代文献之后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元代一手文献资料。该文献中编号为GT[W:16·39]、GT[W:16·40]的两件文书实为一件,其性质为杭州路向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汇报该路东北录事司孤老健康状况等的呈状。文书反映出元代杭州路孤老的收养时间在50岁左右,实施查勘孤老健康状况者为坊正。文书又证实了元朝后期杭州路复置四隅录事司情况的存在。

《魏书》“秽史”说必须推翻

北齐魏收所撰《魏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正史”。对于《魏书》“秽史”的评论,千余年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认为《魏书》为“秽史”,对“曲笔讳饰”加以指责;一种主张认为非“秽史”,所谓“秽史”是北齐少数门阀子弟喧嚷的结果,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对史书编撰的影响。我们认为,《魏书》是一部民族史撰述上的杰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因此,必须为《魏书》“秽史”说翻案,给它一个公道的评价。

元代的平准行用库与行用库——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收录元代倒换昏钞文书30余件,据此并结合传世文献,发现元代的平准行用库及行用库每一路府并非仅设一处,且平准行用库直至元末依然存在。文书还显示,相关钞库官吏的职责包括负责昏钞倒换并按旬向所在路分汇报、昏钞的押运与监烧、配料、排查、伺候关本、习仪、迎接与节假等诸多内容。

《魏书》时间副词研究

《魏书》中共出现副词561个,其中时间副词有153个,在所有的副词次类中数量最多,占到副词总数的27.3%,由此可见,人们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时间是人们最先关注的问题之一。《魏书》中沿用上古汉语的时间副词总数多于中古时期新兴、盛行的副词总数。从整个时间副词系统的发展趋势来看,双音节时间副词的发展已占主导地位。

《魏书》《北史》对读札记

拓跋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现存的《魏书》《北史》对北魏王朝的历史记录大体相同。虽然二书记录史实的用语存在不同,但仍然可以通过二书的对读进行校勘工作。如《魏书》"贱"讹为"贼","地"讹为"池","须"俗写为"湏",《北史》"决"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