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闵福德的翻译策略探赜——基于《鹿鼎记》英译本的个案考察

闵福德披荆斩棘,耗时十年有余,终完成金庸小说《鹿鼎记》的英译并出版。研究发现,闵福德多年来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他之所以选择最具中国特色的武侠文学——《鹿鼎记》加以译介,是为了能给西方读者呈现“最好的中国”。在翻译过程中,他秉持文化传递和读者关怀的立场,通过改编文本结构、解构章回标题、直译武功招式、建构副文本等多样化翻译策略,成功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实现了《鹿鼎记》的顺利“西游”,为中国武侠文学“走出去”并“走进去”做出了重要贡献。

闵福德《鹿鼎记》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类型,武侠小说以武功、侠义和江湖为背景,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行事作风独特的江湖大侠形象,传达了如侠义精神、忠诚、道德等核心价值观,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独特符号。《鹿鼎记》作为金庸先生笔下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且基于本书主角韦小宝以不学无术的市井小人物形象登场,最终却立下千秋功业,乃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侠”的存在;且书中囊括众多市井人物语言、江湖人物称呼以及历史朝代的知识,无一不在证明其英译本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周领顺教授提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从“翻译外”角度研究影响译者行为的社会制因,并从“翻译内”视角分析译者在对《鹿鼎记》进行英译活动时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方法及技巧,探究译者对“求真”与“务实”两个翻译倾向所做出的抉择倾向,并为未来外国汉学家英译中国武侠小说提供实例佐证。

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在此以前 ,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头绕神圣的光圈 :个个舍己为人 ,忠君爱国 ;人人德高艺精 ,寡欲清心。《鹿鼎记》一反以往套路 :韦小宝德不高艺不精 ,心不清欲强烈 ;他玩弄权术 ,左右逢源 ,混迹于康熙朝野 ,是一个世俗世界中自我欲望与义气良心辩证统一的凡人。但在这个人物身上却让人看到平凡人生的真实和世俗人性的真切。作为一个不失天良的凡人英雄 ,既显出金庸创作中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的轨迹 。

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

对《鹿鼎记》英译本的样本研究表明：“归化”翻译还将是一种主要趋势和整体策略。其依据是基于对翻译实践的客观描述——包括翻译的功能／目的与译者翻译观、翻译实践中的决策、翻译规范／标准等；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相异性的可接受性对于文化交流之有效性。“归化”处理后能否赢得英文读者，最终取决于作品所表现的主人公和文化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能否得到认同。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论《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

《鹿鼎记》以对传统武侠小说之道的逸出与偏离,在形象塑造、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武侠"特征,但其内在灵魂仍是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它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

《鹿鼎记》是金庸的收官之作,其"特立独行"的叙事,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对"江湖"和"侠"的结构模式。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切入,从场域、惯习、资本入手,可以发现《鹿鼎记》中江湖场域结构被重组,延展了传统江湖的场域空间,并改变了江湖场域的力量构型和位置,而新的"资本"在江湖场域中获得合法的有效性,也导致江湖场域中出现韦小宝式的另类"侠客"。本文尝试梳理《鹿鼎记》"创新"之内在逻辑,进而发现金庸对自我写作和对传统武侠小说解构的决心和高明之处。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从《鹿鼎记》英译本看武侠文化意象的传递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象。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汉英意象的转换。而武侠小说中含有很多独特的武侠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则更具中国特色和武侠特色。在《鹿鼎记》的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译者闵福德对于其中的武侠文化意象采取了独特的"杂合化"表达,文章拟从武功招数、绰号名称及帮派名称三个方面探讨武侠文化意象的传递方式与策略。

解构之维——《鹿鼎记》和《堂吉诃德》之比较

《鹿鼎记》和《堂吉诃德》拥有近乎相同的解构起点,但它们对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的解构并不尽然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智慧。

浅议《鹿鼎记》的可译性限度

金庸的武侠力作《鹿鼎记》在华人世界广受欢迎,但其英译本因为可译性限度存在,使得在目的语读者中无法产生共鸣。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这种可译性限度给翻译带来不小挑战与障碍,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可读性及接受度,不能获得与华人世界读者一样的感受。

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视角看《鹿鼎记》的英译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集中体现了金庸高超的语言艺术成就。1997年,著名汉学家闵福德教授翻译了《鹿鼎记》的第一卷并出版。用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理论视角来审视《鹿鼎记》的英译,可以为中国武侠小说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进一步丰富译学研究。

《鹿鼎记》英译本的编译策略初探

编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策略,它比全译更加自由灵活。本文探讨了编译策略在武侠小说《鹿鼎记》闵福德英译本中的体现,认为综合运用删减、增译、拆分、合并等编译方法能让译本易为目标读者所接受,从而使翻译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鹿鼎记》英译本中韦小宝语言的翻译

翻译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翻译目的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探讨了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闵福德英译本中韦小宝语言的翻译。

意识形态对武侠译作的操纵——以金庸的《鹿鼎记》英译本为例

论文以闵福德对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的翻译活动为研究个案,以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理论基础,探讨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对译本进行的改写。在研究中发现,译者在武侠小说英译的过程中会综合考量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进行改写,表现为小说的结构、人名翻译等方面,并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使译入语社会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译本。

论《鹿鼎记》的喜剧艺术

《鹿鼎记》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作者金庸运用狂欢化喜剧、讽刺性喜剧、幽默喜剧三种形态及高超的喜剧手法以观察社会,解读世事,使该小说成为其喜剧性小说中的里程碑之作。

论金庸电影《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审美趣味

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大多推崇较强的英雄浪漫主义色彩，江湖世界、英雄人物极富夸张性、虚拟性、理想化，但它表现的对象却仍然是世俗的人、人性和人情。而新武侠电影《鹿鼎记》也可谓作者“金盆洗手”的封刀之作．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百科全书的审美写照。金庸新武侠电影在韦小宝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彰显其夸张、浪漫的艺术描摹手法，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活生生的小流氓英雄形象。

《鹿鼎记》市井文化论

《鹿鼎记》作为金庸封笔之作,超越了以往的作品,一直激发着人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视野来审视金庸作品的意义。在《鹿鼎记》中,诸多典型共同构成了一幅市井文化风俗画。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值康熙年间,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生政权,新兴的市民阶层正在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改变,整个社会愈来愈显露出向功利主义思维靠近的倾向。随着朝迁市变,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外族文化注入中原地区的市井文化,尤其是韦小宝身上的复杂性正体现了市井文化的兼容特性。将主人公韦小宝置身于当时的市井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他的金钱观、义气观、政治与人生观以及他所奉行的混世哲学,实现了"孔孟"与"庄禅"的统一,圆融和平衡了"义""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彰显了市井文化和健全人格的题中之义。

《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兼评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将《鹿鼎记》称为另类的武侠小说 ,不仅因为它以历史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映射现实的“江湖世界” ,更在于它以形象的语言 ,塑造了韦小宝这个传奇式人物。而韦小宝由发迹到归隐的过程 ,又在在反映出了官场、人性的黑暗与政治斗争的残酷。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鹿鼎记》的种种成功之处 ,便成为了《金庸妙语 <鹿鼎记 >卷》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