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界定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将其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一般国际法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各国也较少直接将其作为海洋确权的法律依据,导致中国以此构建海洋权利主张存在难度。对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将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将其归纳为包含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与国内法普遍适用的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强行法,在国际条约、法院规约、司法实践及海洋领域广泛运用。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且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规则与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可运用一般国际法构建海洋权利主张,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角度构建南海历史性权利,以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满足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求,促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与海洋法新发展。

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兼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的区别

20世纪的国际法学界在定义"特别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的概念时,存在着一种通说,认为条约就是特别国际法,而习惯国际法则是一般国际法。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不能等同视之。导致这种通说长期流行的原因,除了语词上的混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面对新的时代情势,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比传统理论更加明确而合理的方式,作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标准,以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在此意义上,对"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区分以及对"认识根据"的界定,都有助于厘清当代国际法学中"一般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建构依据。

中国对南海诸岛屿领土主权的一般国际法依据

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表面上不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实质上通过回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尽事项应由一般国际法调整的基本原则,背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惯例,全盘否定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对南海诸岛屿的领土主权及其海洋权益。一般国际法要求确定领土主权归属应尊重历史;解决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应符合有效先占的原则;领土主权归属变化应满足一方主权者默认他方在其领土上的"主权行为"的条件。南海断续线是中国一贯主张基于长期历史过程确立的,对南海诸岛屿的领土主权之海上国界线。依据一般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将南海断续线首先解读为中国对南海诸岛屿的领土归属界限的同时,应主张中国在南海诸岛屿的领土主权基础上,拥有岛屿相关海洋权益,并应对南海断续线内自然资源养护和管理以及尚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调整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事项,依据历史性权利行使全面的管辖权。

海洋法中“一般国际法”含义探析

一般国际法可用于解决海洋活动带来的纠纷,但目前海洋法中“一般国际法”的含义不明,使其在适用上存在争议,为海洋权益的维护带来隐患。因此亟需探析海洋法中“一般国际法”的含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为海洋纠纷解决提供依据,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提供指导。

强行法与对世义务间关系的动态演进机理探究

学界目前对于强行法和对世义务间关系已有不相关、重叠、包含、等同和单向产生五种论断,但五种论断均有内涵或外延上的纰漏,不能全面概括二者间关系的全貌。关于二者的认知在法律编纂和司法实践发展中逐步由疏离走向交汇,二者均反映和保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并均以一般国际法为基础。强行法的违反后果涵盖条约法和法律行为法两个领域,包含国家责任领域对世义务的违反后果。但强行法侧重确立规范间的位阶等级,属于执行领域的对世义务侧重解决主体诉讼资格。强行法具有普遍适用性质,而对世义务可由缔约国间适用转化为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现阶段强行法具有明确的“两步走”累加识别标准,相较之下对世义务的识别标准模糊且缺乏独立性。对于二者间关系的未来走向,更多应从国际社会结构和国际法律秩序体系整体变迁角度认知,并对对世义务诉权的适用和违反强行法法律后果的扩张持有相对乐观但审慎严谨的态度。

一般国际法在“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中的作用探析

近年来,WTO争端解决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当中频频出现"安全例外"相关案件,且大量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例外"本身措辞的模糊性导致一般国际法被大量应用于条约解释当中,目前共出现三种演绎方式:认定涉案条约具有充分自足性,拒绝对其进行补充;承认"安全例外"存在解释或补充的空间,进而从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或条约解释规则当中寻求补充性规则;以习惯国际法"吸收"条约法,进而否定条约法的适用空间。由于国际投资法自足性本身存疑、"安全例外"本身属于初级规范且相对于一般国际法属于特别法,上述第一、三种演绎方式存在法律错误。而对于一般国际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解释"安全例外",目前国际社会的共识包括尊重当事国对其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同时秉持客观文本主义态度对"安全例外"进行法制化约束。对我国而言,我国国际司法与缔约实践均倾向于限制性解读"安全例外"。基于此,应引入包括"正当程序""非歧视"等一般法律原则,同习惯国际法一并加强对"安全例外"的解释。

法学视角下评析国际法理论的发展

21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问题愈趋复杂,国际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导致国际法的内容相应改变,国际法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发展。对吕迪格·沃尔夫鲁姆教授两篇文章中针对国际法理论的相应观点展开讨论,结合当今社会的具体实例,从法学视角分析国际法基本指导原则以及相应的关联性,阐释国际法的合法性问题,解读国际法原则、规则和标准在其渊源中的地位,提出只有具备批判性的态度、发现问题的意识、发散性思维的能力、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才能被称为真正严谨而又不乏思维独立性的学者。

略论国际劳动立法的性质和作用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立法以外,还存在着一种国家之间的劳动立法。这种国际劳动立法与各国劳动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有重大的区别。明确国际劳动立法的性质和作用,对于正确运用国际经验完善本国的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说明国际劳动立法的性质和作用,有必要首先对国际劳动立法的历史和现状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一、国际劳动立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劳动立法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它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早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议会在工人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一般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存在不存在国际经济法存在不存在,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问题。法国法学会于1971年在奥尔良召开的讨论会上,普罗斯佩·韦伊教授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国际法"。换言之。

规制空间碎片致损责任之国际制度分析

随着各国外层空间活动的频繁,空间碎片造成损害的几率也在不断增加,因此,研究有关空间碎片致损责任的国际制度,为有效地规制外空活动、救济受害者奠定了法律基础。通过系统地对空间碎片致损责任涉及的各类国际法渊源进行研究,发现虽然没有专门的国际法规制空间碎片致损责任,但根据空间碎片与空间物体以及外空活动的密切关系,与后者相关的国际制度可以适用于调整空间碎片致损责任。此外,在适用这些国际规则出现冲突时或无法协调时,可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来解决。

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法律评论

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是国际法院已判决的最新的涉及跨界环境损害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争端,国际法院对于本案的裁判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国际法中的演进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本文首先对该案的背景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对案件的主要争议点和国际法院的裁判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随后对本案中所涉及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问题进行分析,对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总结了本案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推进。

国际空间站刑事管辖权制度评述

国际空间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为复杂的国际空间合作项目,相应的,国际空间站的法律制度具有涉及面广、体系性强以及重视实用性的特点。其中,国际空间站刑事管辖权制度填补了外层空间法律刑事管辖领域的空白,在运用了一般国际法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较好地协调了各成员国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值得我国在制定本国载人空间站相关法律制度时予以借鉴。此外,国际空间站刑事管辖权制度是2019年中国空间法学会第16届CASC杯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的争议焦点之一,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从国际环境法看国际法及国际法学的新发展

在对全球化的法律回应和全球化引起的法律变迁问题上,国际环境法反应最明显而深刻。以前以处理偶发的跨界污染事件为主,调整方法以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协商和仲裁为主的国际环境法,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在全球、区域、跨国和国内法四个层面上保护环境。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正在成为整个人类的普遍化,理性化的观念,是全球法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环境法采取了预防性保护环境的方法,而且在某些问题上采取风险预防(precautionary)方法。在国际环境法的推动和影响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益诉讼,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适当引进风险预防原则等,成为几乎每个国家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

本体、对象与范围——国际组织法学科基本问题之探讨

本文就国际组织法的本体、对象和范围这三个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多年来,国际法所研究的国际组织其实仅限于协定性政府间组织,而未能包含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其他形式的国际多边合作的制度形态,不足以涵盖国际组织法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本文主张将国际组织定义为"适用于国家间多边合作的、依据国际法运作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将不属于协定性政府间组织的其他多边合作的组织形态纳入研究之中。同时,本文强调国际组织法研究应从传统的机构法、程序法视角跳出来,关注国际机构法和一般国际法、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社会尚不存在一部普遍适用于所有国际组织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法法典,国际组织法大量地表现为各个国际组织的多样化的法律秩序;但是各国际组织中存在着共同的法律问题,需要就其一般性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进行基础性研究,推动形成适用于各国际组织的普遍性法律规范和法理基础。

论WTO条约解释的客观文本主义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c)款要求在条约解释的时候参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但对于当事国间的理解存在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分歧。以主观解释学派为理论指导的"条约当事国说"和"争议当事国说"都不适用于WTO法律体系的特点,WTO应当采用客观主义的文本解释方法处理其他国际法与WTO法的关系。客观文本主义以文本的客观含义为重点,所有与涉案措施相关的国际法文件都可能与WTO条约解释相关,不必强求该条约与WTO的缔约方保持一致。

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立法

作者认为,制订一个全球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是当务之急。这个公约必须明确肯定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地位;具有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建立充裕的专项基金;适当规定国际合作条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并设立一个保证公约实施的高效机构。

国际法的渊源:国际习惯法和条约

一般国际法,别名为习惯国际法由于国家本身是集合的立法者,我的论文《关于外层空间的联合国决议:‘瞬间’国际习惯法?》(第一次发表于《印度国际法杂志》第五卷,1965年)得出如下结论: 国际习惯法只要求一个构成因素就是国家的法律确念。一般国际习惯法的要素是国家的一般法律确念。

合法活动造成域外损害的国际责任

本文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增大,开辟了人类活动的广阔领域。这些活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日益摆在国际社会面前。对于有些合法活动所产生的域外损害性后果,需要有一种国际制度来调整和平衡行为国和受害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使之能够按照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进行。这种合法活动造成域外损害的国际责任(简称损害责任)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两者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损害责任概念的形成,受到一般法律原则,特别是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严格赔偿责任原则的深刻影响。严格赔偿责任原则,为损害责任提供了有力和方便的思想和法理基础。随着国家活动造成域外损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类活动的关切日趋增长,对损害责任的研究和编纂努力正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损害责任概念国际上历来存在着意见分歧和抵制情绪。制定一项关于损害责任的完整的国际制度,仍然面临众多的困难和障碍。损害责任能否最终确立其在一般国际法上的地位,还取决于国际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编纂努力的成功与否。

国际法渊源新探

一、国际法渊源的概念法律渊源简称法源。对它的理解各国法学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有的从实质意义上理解,即指法形成的力量从何而来;有的从法律规范的外部具体表现形式来理解,即指表现为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有的从法律的社会发生原因来理解,即指促使法律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还有的从文献依据,统治阶级意志等方面来理解。总之,此一术语在法学界已弄得混乱不堪。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笔者认为,法律渊源在法学上的特定意义是指法的创立方式。就国内法而言,它是指由何种国家机关,通过何种方式创立的。

国际海洋法上传统捕鱼权法律地位探析——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前后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

传统捕鱼权是在历史要素的巩固过程中所确立的对于海洋生物资源特别是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权利。传统捕鱼权源起于渔民的私人活动,长期和持续的权利行使活动以及有关国家的明示或默示的承认是判断传统捕鱼权是否有效确立的主要依据。若传统捕鱼权主张是非排他性的,其在历史上得以长期行使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合理性,其他国家的承认并非必要条件。重要渔业利益在国家间涉海域划界和渔业安排的谈判磋商中具有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传统捕鱼权在一般国际法体系下依然存续,并构成海洋划界的有关情况,其与《公约》的关系协调主要体现在海域划界和渔业资源分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