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把握历史主动的多重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典型代表之一。七七事变前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通过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理论创新、准确预判时代大势等路径,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做出准确预判,凝聚了党心民心,从而带领全党把握了历史主动,为赢得抗日战争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晚,驻屯北平南郊的日军以军事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早有准备的日军悍然炮轰中国驻军防地,驻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看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是中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聚焦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这段时间,梳理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以期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参考。

从《申报》视野下看七七事变的抗日舆论宣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申报》以坚定抗日、抵御外侮的决心,详细报道七七事变的全过程,大大鼓舞士气,为抗战宣传、动员军民及稳定大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

中国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中国政局的关键仍然是如何结束国内政局的分裂与动荡状态,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战争仍只是属于局部战争,而中日两国并没有进入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只有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中国抗日战争因此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比较合适。

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应对

七七事变期间,英国政府由于无力遏制日本独霸远东的侵略步伐而尽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在此态度下,它竭力淡化七七事变的实质,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增派军队,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同时,它竭力要求美国联合对日施压。对于国民政府诉诸国联与九国公约的要求,由于不敢领头对日,英国政府予以拒绝。它所能做的,仅在于向日本表示非常关注远东和平,在华北局势恶化的情况下不宜举行英日谈判。这一近似于哀求日本不要独霸远东的态度,反而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能否维持现状: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之争

1937年7月8日至28日,蒋介石、宋哲元围绕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产生争议。蒋介石认为七七事变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多次要求宋哲元坐镇保定,准备应战。宋哲元则拒绝,幻想对日妥协以维持第29军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蒋介石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平解决,一方面表示中央与地方的立场一致,一方面设法由中央政府管控对日交涉。这场争议以宋哲元是否到保定坐镇为始终,以能否维持现状为焦点。在日本使华北"明朗化"的既定侵略步伐下,宋哲元不可能维持现状,只能到保定坐镇,蒋宋二人的争议告一段落。

试论美国对七七事变的反应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同年11月24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闭幕,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罪行始终抱“中立”、“不干涉”政策,国联会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所以没有对日本侵华实行制裁,也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绥靖主义政策造成的。

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

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关于七七事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七七事变,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道路上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对此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进而提出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冀深化对七七事变的研究。

战略与策略的平衡抉择:再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七七事变"前,针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已经制定了整体应对战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应对实际上可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从战略上言,中国须通过全面战争方能解决中日问题。在此战略下,卢沟桥事变会否、应否影响总体战略部署,蒋在内心并无把握,但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按照既定军事计划做出部署,属于一个军事统帅的本能选择。就卢沟桥事变本身而言,蒋希望能局部解决,并趁机派中央军进驻平津地区,防止日本夺取华北,但亦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心理准备。为了局部解决卢沟桥事变,蒋通过应战声明及战略部署,希望令日军暂缓发动全面战争。在应对卢沟桥事变的过程中,蒋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对蒋判断全局局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他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呼吁,并希望英美等从中调停,但军事上的准备却在加速进行。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泰晤士报》对中日战争态度的转变——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相关报道之比较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的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文章从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构架分析方法,对事变期间《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在这两次冲突事件中,《泰晤士报》的态度由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径转变为对其行为的日益嫌恶,此时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抗日战争的报道语境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换。

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

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中共中央对事变作出的迅速反映,及时推出的促成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的因应措施,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日益走向成熟,具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力和应对突然事变、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

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无线电军事谍报活动

本文利用侵华日军遗留的"绝密"原始档案史料,调查检证了七七事变前日军在我国各地无线电侦听站的形成和分布状况,并且对这种谍报活动的日常规模和破译水平、谍报活动所获取的情报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由此初步揭开了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无线电军事谍报活动的黑幕.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危机,在做应战准备的同时谋求和平解决,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直至被迫进行全面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从总体上看符合当时的国情,捍卫了国家利益,顺应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迫切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时代潮流,应该予以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