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诸帝论史官修史、史学名著与“史才三长”

宋代皇帝大多关注史学活动,有的是一般关注,有的可以说是十分关注。这些关注,如关于史官的选择、史官修史的要求,关于史学名著与政治统治、国家治理的关系,怎样看待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等,有的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的则属于史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影响力的大小,因问题的重要而有所不同,但都与宋代史学乃至后代史学有所关联,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

空天地一体化“三长制”协同调查监测研究

通过分析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主要工作,以“三长制”均涉及的调查监测工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一种综合利用航空遥感、航天遥感、地面调查等手段开展“三长制”协同联动调查的工作思路,以此为基础设计出详细的“三长制”协同调查技术路线,解决“三长制”调查监测工作缺乏横向联系及统筹管理的工作现状,提升工作质效。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三长制”建设与党建社团协同发展机制及路径——以贵州大学为例

高校“三长制”建设是学生生活的物理空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平台,是构建“枫桥经验”管理格局的前沿阵地,是实施“五育并举”统筹规划的重要载体。目前,高校“三长制”建设在社会环境育人与自我认同理念、组织协同育人与自我管理方式、技术网络育人与自我服务能力、文化实践育人与自我参与手段四个方面还有待完善。为破解高校“三长制”建设的现实困境,助力“三长制”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到“八个坚持”:坚持加强统筹规划,营造阵地育人新氛围;坚持贯穿思想引领,培育服务育人新理念;坚持优化队伍建设,凝聚主体育人新合力;坚持调整培育策略,开创组织育人新模式;坚持完善平台服务,搭建环境育人新载体;坚持倡导文化融合,拓展空间育人新场景;坚持注重五育并举,体现隐性育人新效能;坚持健康机制评估,保障社区育人新业态。

金平县探索“林长+三长”工作机制 撑起林草资源法治“保护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护中的职能作用,推动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召开林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积极探索“林长+三长”工作机制,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三长”的深化与“心术”的提出:宋元时期史家修养论的发展与特征

宋元时期的史家修养论承旧开新,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其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宋元学者深化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把才、学、识当作评价史家修养的标尺,充实了才、学、识的内容,丰富了才、学、识的内涵,并由此引申出自成一体的史家修养论。他们进一步强调史识,彰显才、学、识"三长"之中以识为重的思想,并用理学的纲常名教观念充实史识,以此评判古今史家的历史见识,带有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宋元学者特别重视史家的品德修养,在道德心性之学的影响下,把帝王的"修心"观念引申到史学领域,并不断发展,提出了"心术"说,直接开启了后世史家重视道德内省的传统。

从“素心”说到“三长”论:晋唐间史家修养论的形成

史家作为史籍撰述的主体,其素质修养如何,直接决定着史籍的价值。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家修养,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史家修养理论。纵观中国古代史家修养论的形成过程,先秦秦汉为滥觞时期,其直书不隐的"良史"观、论载历史的使命感,为此后史家修养理论的初步总结留下了思想财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第一个专篇,提出了"素心"以"析理居正"的史家修养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做出了初步总结。唐初以三篇帝王诏令、《隋书·经籍志》和《晋书》为代表,对史家修养与史官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推进了南朝以来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讨论"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问题时,提出了史家需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所撰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对此作了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

《通鑑》三長制繫年發微——兼論北魏均田制的性質和作用

《資治通鑑》據《魏書·食貨志》,將北魏采納實施李沖三長制的時間繫於太和十年(486),又强調去年,即485年北魏實行的均田制"恒計見口",並不是一種重複記錄。北魏立國之後,均田制實施之前,已在中原以外的大部分地區,逐漸實行了類似三長制的戶口和賦稅制度。均田制是北魏國家在遍佈塢壁的中原地區實行的類似三長制的戶口和賦稅制度,以取代宗主督護制。均田制實施後,北魏大部分地區的戶口和賦稅制度形式上已趨於一致。李沖三長制乃是在此基礎上,"混天下一法",將這些業已在北魏大部分地區實行的制度"明令頒佈,使它一般化"。

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问题辨析

关于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问题,尽管《魏书》与《北史》等史籍有明确记载,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种种怀疑,或谓三长制的推行在太和八年以前,或谓均田制的实行在太和九年以后和太和十四年以前。前者主张者可以朱绍候先生为代表。他在其《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一书中力主此说。他的主要证据是《魏书·高闽传》所云:“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等语。《资治通鉴》卷136《齐纪》把此年系之于肖齐武帝永明二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

基于干系人视角的门诊“三长一短”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三长一短"问题是在医院门诊中广泛存在的现象,运用项目管理中的干系人分析方法 ,可以清楚得到这一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为国家、医院和患者。为更直观说明"三长一短"的原因,将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原因,即造成"三长一短"现象的国家层面的原因;二是内部原因,即造成"三长一短"现象的医院与患者层面的原因。

“三长现象”:海峡西岸内部产业转移新亮点

福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开始加速,有沿海、临省发达地区向相邻地区的渗透式产业转移,沿海向内地山区的跳跃式产业转移,还有本省民间资本的回归式产业转移,本文将它们概括为“三长现象”,并对它们的形成、发展路径、经验进行了初步概括,以期对全省各地推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提供有益借鉴。

清代对史才三长论的运用与探讨

史才三长论在清代更加深入人心,史学领域不但普遍使用这一史家标准的专业术语,而且将三长衍生为史家的代名词,并更加广泛地将这一术语运用于史学领域之外,发展成为通论人才标准的代名词。一些学者对史才三长论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只是除了将三长由作史者扩及对读史者的要求外,没有太多新意。章学诚在三长之外补以“史德”的概念,但其本旨乃是以封建纲常伦理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在当时已经是迂腐和落后的东西,并非对史才三长论的有益补充和发展。不过“史德”概念的提出也有其积极意义,后人可以对这一概念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阐发,而不必舍弃这一简洁明了的概念术语。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三长”全时空学生管理模式探析——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试点认证总结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是学生工作的宗旨,是学生专职（兼职）辅导员上岗培训的第一课,也是学生工作考评的核心指标[1,2]。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探索学生工作新模式,形成了＂三长＂（师长、学长、家长）全时空工作模式,要求辅导员不仅以＂师长＂的身份加强学生管理,也要以＂学长＂的身份帮助学生学习,以＂家长＂身份关心学生生活。

论“三长”学校的教学特色

“三长”学校(江苏省公安派出所长学校、刑警队长学校、交巡警队长学校)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进行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等诸多环节强化特色创建,以培养所队长职业能力为目标,突出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配备、考核制度、训练方式的多元性、针对性。通过综合测试、所队长论坛、战训研合一等方式全面优化培训质量,在推动公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开辟了一条警察训练职业化、职业训练正规化的新途径。

对“三长”学校控制训练科目的理性思考

"控制训练"是"三长"学校的主要训练科目。控制训练体系包括打防、控制、人身搜查、押解带离、警械具使用、夺凶器、配套演练等内容。要以为战而训、战训合一为教学内容,树立为战而训的思想,发挥教员和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建立长效训练机制。

“编才三长”论

当代编辑从事着与各种思想、知识、信息打交道,并对其进行采集、整理、加工、传播的社会活动,编辑主体的素质关系着传承人类文明这一编辑目标的实现状况及实现程度。在当代编辑环境下,必须坚持强调以博学、通识、专能作为编辑主体的追求境界,以编德作为"编才三长"得以充分发挥的条件和保证。

北魏立三长、行均田孰先孰后

关于北魏行均田、立三长的时间顺序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混乱的症结在于未能将均田令的颁布与均田制的推行区分考察,指出:北魏颁布均田令在前(太和九年十月),设置三长制在后(太和十年二月),而均田制的普遍推行则稍晚于三长制确立的时间。所以,如果说均田令颁布与三长制设置的时间顺序,一定是均田令在前,三长制在后,若论均田制推行和三长制创置的时间顺序,则是三长制先于均田制。

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把对史才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论。近代，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史才四长”提出了新的观点，注入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