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请求上级机关批转应用“请示”还是“报告”的评述

《秘书之友》连续发表了多篇讨论下级机关请求上级机关批转应该用“请示”还是“报告”的文章.双方都言之成理,令人难判是非.我的一位朋友为此写信向国办主管部门请教,承蒙解答如下:关于下级机关要求上级机关批转应该用“请示” 还是“报告” 的问题,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请求批准包括请求上级机关批准转发.“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提出建议包括建议上级机关批准转发.

浅析公文处理法规中的“本级机关”与“上级机关”

在现行党政公文处理法规中,“本级机关”与“上级机关”是两个常用之词,该文对此进行了浅析。

上级机关干部到基层任职应克服的不良倾向

根据领导班子建设需要,在换届中经常有一些上级机关的中层干部到基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贯彻五湖四海用人原则、促进干部交流、培养年轻干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改善了班子结构、增加了班子活力。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干部由于长期在上级机关工作,虽有工作严谨、办事规范的优势,也存在一些接地气不够、做群众工作经验不足的劣势，容易产生一些不良倾向。

谨防上级机关向基层干部转移污名

基层干部可以说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不但担负着把宏观政策转化到微观现实中的重任，而且还背负着把群众意愿反馈给执政核心的嘱托。从这一点来说，基层干部就是实现政通人和局面最关键的纽带。如果基层干部队伍出现了问题，必然会导致政策贯彻落实失败、群众难以反映意愿等沟通断裂的危险，而这个问题往往是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最大的隐患。但是，当下的基层干部队伍面临着上级认为无能、群众认为腐败的尴尬局面。当作为关键纽带的基层干部群体被上下双方都看不上的时候，“污名化”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抄报上级机关的指示谈行文关系

从抄报上级机关的指示谈行文关系赵宪文《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指出：＂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用＇指示＇。＂据此说＂指示＂是下行文，应当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办法》第十二条又规定：＂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抄...

论上级机关承担民事责任的几个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相应的经济纠纷也急剧增长。以甘肃省为例,一九八六年以后,经济案件迅速上升,这几年经济案件达到八千件。而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发展为经济案件为主,超过刑事案件。经济司法活动已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工作、经济纠纷急剧上升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之间的'拖欠款',并形成'三角债'的恶性状况,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司法工作显得愈来愈重要。

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为什么这种已由法律律设计好了的条块关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出现问题较多反映较为强烈?为什么会出现“两头不到岸、不到位”现象?在这其中,我们理论上对二者的各自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这“两权”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否还存在问题呢?总结《自治法》实施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及积累这十几年来的科研成果,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再认识或深化认识。 一。

经上级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的被告确定问题再研究——也谈《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规定的适用

由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与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完善,批准一词在实践中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使用,《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仅以署名与否为标准确定经上级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尽符合行政法理论。科学的做法是,对需要批准的行政行为先从行政职权与法律后果的角度区别所谓的批准究竟是内部审批行为还是行政许可行为,在此基础上分别情形结合署名标准确定被告。

论上级国家机关的民族法责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责,并充分尊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区产生实效,并实现其目的、要求和价值的重要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二十多年来,上级国家机关在财政、金融、计划投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中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地位不动摇,必须不断完善民族法实施的监督制度,督促上级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保障自治机关依法充分行使自治权。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一种规范主义进路

"上级国家机关"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时重要的履行配合职能、承担配合责任的主体,但学界目前对于该概念的内涵理解并不明晰,导致许多理论、立法和实践问题解决不畅。基于对相关法律的规范分析可知,"上级国家机关"实际上包括民族自治地方上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类机关。由此,在特定情况下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具体指向加以判定,就能够解决其与自治权、条块结构以及宪法和法律中"国家"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试论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几年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进展很不顺利,没有能够全面贯彻到实处,民族地方始终未能实现法律规定意义上的自治。究其根本,没有处理好领导与自治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与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本文拟就上级国家机关领导与民族地方自治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自治条例规定上级国家机关责任质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语境下的"自治权"在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国家"相对于一般地方的优惠和照顾的权利。这一性质决定了自治条例的制定,应当是民族自治地方如何在内部再合理配置"国家"已经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和照顾内容的立法活动,与上级国家机关本来并不相干。这一性质也决定了自治条例自己不能创造中央或者上级国家机关对自己的优惠和照顾内容,不能对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科处优惠和照顾的责任。那种将五个自治区自治条例迟迟未能出台归咎为中央有关国家机关不肯"放权让利"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上级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决策程序探讨

上级国家机关为履行帮助职责而制定的差别化支持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客观需求时有背离,为解决当下存在的这一现实问题,应妥善处理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职责的关系,并对上级国家机关履行帮助职责的决策程序予以修改完善。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应明确规定:由自治机关行使是否需要实施差别化支持政策的请求权和差别化支持政策的执行权,由上级国家机关行使是否实施差别化支持政策的决策权。为使自治机关能够全面把握自治地方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应改革和完善自治机关的公共决策机制,使其在作出请求上级国家机关履行帮助职责和执行帮助政策的公共决策时,真正反映自治地方内部不同区域或群体的发展特点和客观需要。

上级领导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在经济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如何理解上级领导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在经济合同中的地位,处理好政府及有关部门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并最终决定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能否实现。一九九三年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对此作了全新的规定。正确认识这一规定,理解其法律精神,有助于上级机关摆正自己的位置,促进和保障企业以及其他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合同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充分实现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一、原《经济合同法》的规定 原《经济合同法》第一条就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作为其立法的宗旨之一,并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经济合同,破坏国家计划”,任何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都属于无效经济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原《经济合同法》将国家计划作为经济合同订立与履行的基本要素,在当时有其必要性。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各企业法人组织缺乏在市场中活动的经验。

谈代上级机关起草的文件归档问题

在文书立卷工作中,往往会遇到本机关起草,上级机关颁发的文件(不属转发文件),如××政府《关于印发全市档案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该类文件的归属保管期限及立卷归档等问题,人们在实践中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本人就此问题谈点看法,妥当如否请同行指正.

行政许可案，被告包括“上级机关”

201O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许可依法须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当事人对批准或不批准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上级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行政许可须经下级行政机关或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初步审查并上报，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以下级行政机关或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为被告。